土家狮子灯,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是思南一道独特的文化盛宴。它关乎信仰,关乎文化,关乎心灵,关乎生死歌哭与爱恨情仇。 它分文狮,文狮温顺可爱;也分武狮,武狮勇猛可敬。它寓娱乐和健身为一体,融杂技、舞蹈和体育于一炉,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民族特色。 舞狮过程中的跌扑、翻滚、跳跃、搔痒等动作有着严谨的传统套路,其主要动作有“鲤鱼飘滩”、“鸭子浮水”、“蛤蟆跳坎”、“四肢滚球”等等。 “狮子”进村寨,先挨家挨户玩,这是前奏,当人们的热情被点燃,期待被放大后,队伍会固定在一个坝子里表演高台狮舞,土家人称之为“重桌子”。 在思南,表演这种传统高难度技法的舞狮队久负盛名的是合朋溪镇的“魁榜”醒狮队,据说其独特的表演方式起源于同治二年(1863),白号军右丞相秦魁榜将号军大本营从岑头盖迁址秦家寨后,为强身健体、娱乐军民,将号军演练阵型、“神拳”等动作编排成军民喜闻乐见的“狮子灯”,亲传秦家寨军民舞狮演练,百年不衰。 “魁榜”醒狮队最辉煌的战绩是把“魁榜”醒狮队的桌子重到了第九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主会场。 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表演,高台用5—12张方木桌垒叠而成。叠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以一张桌子为底叠得上下一样大的“一炷香”式;一种是上小下大的“宝塔型”。 高台平面不到3尺见方,高达8米,历史传承的表演方式是无保险措施的,要表演成功,不仅要有胆量,还要凭智慧、靠机敏,同时要表演者之间密切配合,更重要的,是要对生活的热爱与生命的敬畏。 责任编辑:匡奇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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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自称“尔玛”,是我国西南至少有着3000年以上历史的一个古老民族,目前主要聚居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和绵阳市北川、平武等地。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认识羌族的缘由,一个是曾经由网友上传,一夕之间红遍网络的四川羌族美少女“天仙妹妹”,其一袭民族盛装,面容自然清新,略显神秘的气质让无数网友惊艳;一个是2008年那场举国同殇的大地震,羌族,这个衍生过不少民族,为中华文明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民族成了悲剧的主角。 而在武陵铜仁,也有这个远古民族的踪影:作为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人口仅有1500人左右,并大部聚居于江口、石阡两县。相较铜仁土家、苗、侗等人口众多的民族,它是铜仁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 远古时代的羌人是一个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的强大部族,大致活动在甘肃、青海等地。公元前5世纪以前,羌人逐随水草向东、西、南三面迁徙;铜仁今日的羌族,即由当时迁到川西北的一支羌人发展而来。 贵州羌族源于四川岷江上游,但究竟何时进入黔境,史籍无明确记载。石阡县本庄镇的姜姓羌族同胞听祖辈传说,他们是姜子牙的后代,姜羌合一,是羌族。江口县的胡姓羌族同胞表示,他们的老祖宗则从四川茂汶辗转迁徙而来,然后定居于江口桃映乡匀都村漆树坪,至今已逾14代。由此看来,铜仁的羌族同胞扎根本地,已达300至600年。 在旧中国,由于民族歧视和压迫,羌族同胞都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报称汉族。1986年,经省政府批准,江口、石阡两县的羌族才恢复自己的民族成分。 要想探究铜仁羌族,漆树坪羌寨是不二之地。漆树坪位于高达1200米的香炉山上,接壤松桃沙坝,距江口县城15公里、铜仁21公里。全寨65户人家285人,其中羌民200人,全为胡姓,被誉为“神秘的梵净尔玛堡寨”,是梵净山区仅存的“尔玛”人所在地和羌文化艺术“活化石”,至今仍保持着古朴风情的原始习俗。他们的羌语,属汉藏语系缅语族羌语支,分南、北两种方言,许多人懂汉语,长期通用汉文。 山羊是羌族的图腾,信奉太阳神(天神)、火神、风神、树神、寨神、土地神等,祭神往往与节日、习俗交织。主要节日有农历五月初二祭风神、五月初五祭土地神、十月初一过羌年等。文体活动有“斗牛”“斗羊”,对山歌、下“打三棋”、扳手力等,舞蹈以《欢乐的沙朗》《锅庄舞》《醉了金秋》为主。 相信川籍的羌族遭受毁灭之灾的那年,至信至善的铜仁“尔玛人”也曾为他们的同宗同胞日夜祈福吧;而今,他们已然迎来新生。铜仁市的羌族同胞也随着省、市、县各级各部门的惠民政策,正在向世人揭开她神秘的面纱。那么,就去江口的漆树坪羌寨看看吧,在这个幸运的小天地里,你可以品尝风味别致的羌族餐饮,观赏热情奔放的羌家歌舞;让纯美的羌家姑娘为你敬上青稞咂酒,引你融入那古老的羌族历史长廊。 责任编辑:匡奇燃
石阡木偶戏,俗称“木脑壳戏”,又因与高台戏相对应被称“矮台戏”,其远祖可追溯到汉魏,是宋元时期杖头傀儡在贵州民间的唯一遗存。大约在200年以前,自湖南辰溪传入,至今已传7代,均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 木偶由头、身、手杖三部分组成,头、杖为关键部分,故有“杖头木偶”之称;头面及颈部长约15公分,分别刻绘生、旦、净、丑、末及猴头、魔怪等面部造型,头面套上戏装,整体长1米左右。身部制作是在头颈主棒上用线系一块横挂木削作肩杆,成十字架,肩杆上套以宽大戏服,双手装在杖上,连在木偶衬衣两袖即可活动;手有握空拳和立掌两种造型。 石阡木偶戏的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演义,演出时有“高腔戏”“评弹戏”之分,经典剧目有“二进宫”“长板坡”“过五关”“梨花招亲”“薛仁贵征东”等百余个,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演出的舞台为特制的围布舞台,呈方形,四周立四根竹竿为支架,以蓝色围布绕四周下半段及后台上部,使前台上半段形成舞台台口,台中上部再挂以蓝布一幅为“档子”,形成前台和后台;“档子”左右两边分别挂有布门帘,分别称为“上马门”“下马门”,表演时木偶上下场揭帘而出入。表演中,艺人左手执木偶头上棒,以拇指食指通过接线,控制五官以及总头、回顾、弯腰、转身等动作。喜怒哀乐,皆能随心所欲。右手则执装木偶两手的木杆,以配合头部操纵其四肢动作,刀枪剑载,翻滚扑打,腾云驾雾,表现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在历史上,石阡木偶戏经过历代艺人的传承与守望,发挥着娱乐与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鼎盛时期拥有太平班、兴隆班、天福班、杨本家班、泰洪班等,演出范围辐射至全县各地及湘、鄂、渝、黔等省边区各地。随着时代的迅速变迁,其表演机会越来越少,其影响力逐渐减弱。 新中国成立后,石阡曾两次筹建木偶戏剧团,邀请付家班出山表演,虽每次出动都能让人惊叹,却终因历史原因解散。至本世纪,一直坚持下来的只有花桥镇花桥村大塘的付氏木偶戏和坪山乡的饶家班。当地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一度掀起抢救民族民间文化的热潮。县里成立了专门机构,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与保护,于2006年使石阡木偶戏获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偶艺人付正华、饶世光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饶世凡、饶世印、付正华、付正贵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石阡民族中学也充分发挥学校优势,实施了“濒临失传的技艺进校园”行动,请来木偶戏班的3位老艺人向全校师生传授木偶技艺,并整理了大量木偶剧目。 需要正视的是,学成木偶戏技艺非一朝一夕之功,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几年的苦功夫很难在舞台上生动自如地将其展现。而今,能够真正掌握木偶戏精髓的仍然只有付正华等几位六七旬的农村老人。据悉,这群老人也因在传承木偶戏技艺中的屡屡碰壁,而显得焦虑与失落。 如何将石阡木偶戏这一“中华瑰宝”的艺术魅力真正发扬光大,让学习的人更热爱并主动传承,让更多的人知晓欣赏并口耳相传,是一项需要长期坚守的事业。 责任编辑:匡奇燃
打花鼓是松桃苗族自治县各族群众参与最广泛的一种民族体育活动,不论是民间传统节日、喜庆丰收、盛大活动、迎接贵宾,还是农闲时节自娱自乐,都可见到热闹喜庆的打花鼓。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由慢到快的鼓点响起,身着苗族服饰的两男一女正敲打着双面花鼓。女方面对鼓身先敲打三下,然后男方面对鼓面快节奏敲打三下、七下,随着鼓点的响起和节奏的快慢,双方手舞足蹈,不时变换着各种舞姿,绕鼓换位,彩绸交织,让人目不暇接。 打花鼓有“淑女接龙”、“弯弓射月”、“跋山涉水”、“耕田种地”、“播种插秧”、“金鸡报晓”、“雪花盖顶”、“习武练棍”等鼓舞套路100余种。 据花鼓大师龙世碧介绍,除两面鼓外,还有四人乃至八人表演的四面鼓。特别是盛大节日活动时,数十面鼓同时击打,鼓音、节奏、动作一致,场面气势磅礴。 古时,打花鼓叫“打年鼓”,从腊月二十开鼓,到正月二十封鼓,这段时间正是年关时节,所以叫“打年鼓”。传说腊月二十皇帝封印,不上朝坐殿,正月二十日开始坐殿理政,倘若在其他时间打花鼓,传到京城,影响皇帝执政,治罪下来击鼓的人是要受罚的。因此,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打花鼓。 花鼓种类有八十余种,主要有神鼓、战鼓、年鼓、喜庆鼓、拦路鼓、叙事鼓、生产鼓、接龙鼓、迎亲鼓、迎宾鼓等。每一种鼓中又分许多种类,如摆鼓在堂屋里、院坝中,让众人娱乐献艺的叫“坐堂鼓”;遇上来客,以鼓相邀的“邀请鼓”;生产鼓则用鼓舞的形式将耕耘播种庄稼到收割和庆丰收的各个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打花鼓已遍及松桃苗乡大地,不仅成为人们强身健体的一种娱乐形式,更体现了苗族同胞对追求和平、幸福、富裕的生活和崇尚艺术的美好愿望。 责任编辑:匡奇燃
20世纪80年代,思南的一个重大文化发现,使她成为中外戏剧界和文化界瞩目的焦点。这个吸引世界眼球的重大文化发现,就是傩堂戏。 傩堂戏,其实是一种内容庞杂的综合性原生态文化事象。也许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傩活动”,在“傩活动”中,不仅包括人们常说的傩堂戏,更包括演出戏曲的直接动因,即冲傩还愿的民间祭祀仪式,以及傩技和傩舞。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因为其中戏剧因素不断增强,“傩”才被大众化地称为“傩堂戏。” 傩堂戏传入的准确年代,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地方史志资料推知,最迟在明朝中期,傩活动就已经十分盛行。流传至今,思南傩堂戏现有土老师数十人,以文家店镇的刘胜扬为代表。 就其形式与性质而言,傩堂戏是一种佩戴面具演出的宗教祭祀戏剧。它有着驱鬼逐疫、酬神纳吉等强烈的功利目的,既酬神又娱人。不少傩堂戏都是围绕冲傩还愿的巫教祭祀活动进行的,祭中夹戏,祭中有舞,戏在祭中。它滥觞于远古傩仪、脱胎于傩舞,演变为戏剧雏形。 面具是傩堂戏最引人注目的显著特色之一。大多用柳木和白杨木制作。传说柳木辟邪。新刻制面具必须举行开光仪式,使其附有神性才能使用。面具类型大体可分为正神、凶神、世俗人物、丑角四类。 在傩堂戏演出中,通常还会展示一些傩技。傩技是土老师们为了体现无边法力、增加傩坛神秘感,而展示的一种人体极限运动,它的功利动机是双向的,一方面向神鬼显示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向观众炫示傩坛的神威。 思南傩堂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是我国古代戏剧的一块活化石,在宗教上,又保留着民间信仰中的原始宗教痕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的文化精神。 责任编辑:匡奇燃
印江地处黔东北武陵山区,位于贵州高原自湘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古属“蛮荒之地”,因地域封闭隔绝,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唐开元四年(716年)置县后,佛教文化开始渗入。到元末明初,随着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量渗入,蔡氏造纸也传入印江,并在印江的合水、新场、平楼一带得以扎根、推广和提高。据传,当时这一带的几百户人家都有造纸作坊,大户人家有十多个作坊,所生产的纸除销印江外,还大量销往周边县,广泛应用于当时的“志书”、“公文”、民间“契约”、习字作画、制作斗笠、灯笼、纸扇、纸伞等。“蔡伦”也被印江民间造纸业主和纸工们尊为“鼻祖”、“纸神”,并立蔡伦牌位于神龛上供奉。 印江蔡氏造纸有悠久的历史,其主要产品是“印江白皮纸”。印江白皮纸以合水生产的白皮纸为代表,以其纸质坚韧、细腻,色泽洁白,吸水性及吸墨力强,耐保存等特点著称。造纸原料只选定“构树皮”(又称楮皮),不使用其它杂料;其生产工序复杂,号称“七十二道”;其生产过程包括选料、蒸煮、浸泡、漂洗、碎料、舂筋、打浆(加松膏)、舀纸、晒纸、收垛、分刀、捆扎、包装等多种工序。 造纸艺人把整个过程总结为:造纸不轻松,七十二道工,道道须认真,外加口吹风(揭纸点数须口吹纸角扬起)。关于舀纸这道工序,当地纸工有这样的传说:说蔡伦先师在试验舀纸这道工序时经历了数百次失败,仍想不出一个妙法,入夜,精神疲倦而眠,梦见纸已舀成,醒来原是梦,但觉嘴边湿漉漉的,粘乎乎的,用手摸,原来是“梦口水”,顿然醒悟,认为是“神仙”指点,在纸浆里加入带粘性的松膏,使舀纸工序获得成功。 由于重视选料和讲究生产工艺,故生产的白皮纸具有韧性强、细腻而不松散,色白而不反光,吸水不浸渍等特点。为保证质量,出厂时,还坚持“三重视和一足一拉”的检验标准。“三重视”:重视纸质纯净、色泽洁白、无破烂;“一足”:每刀纸保证一百纸足额,而且恰好为0.95市斤,只允许正负差一至二钱,不能过轻过重,轻则薄,重则厚,都有损质量要求;“一拉”:是对纸质坚韧度的考核,必须符合“拉力”要求(检验方法是:取一小块长27厘米,宽0.8厘米的单层白皮纸条,系重物1.4公斤,提起不断则为合格)。 根据各方面用户的要求,白皮纸张幅规格已有多种,其中主要有40×50厘米和50×70厘米的“文章纸”,用于书写、绘画和印刷;有40×63厘米的“雨伞纸”,为制伞专用纸,也可用于制作斗笠,油纸、印花板和“纸牌”,使用油脂喷涂后,能抗雨水冲刷,经久耐用;还有一种23×40厘米的用于祭祀用的“清明纸”。以上各种规格的纸也可适宜另作它用。 早在清末民国初期,合水的白皮纸就以其纸质优良而闻名遐迩、享誉四方,曾一度畅销全省,远销四川、湖南、广东、福建、天津等省市,出口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性能特点是机制纸所不能替代的,是印江有名的地方特产。 责任编辑:匡奇燃
傩戏源于古老的傩祭活动,其初始形式是傩祭仪式中请神驱鬼逐疫内容的戏剧化,戏是由傩祭、傩歌舞发展而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巫、道、儒、释文化内容的历史、生活事件,以及戏曲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傩戏有了今天的丰富内涵与形式。 傩坛与儒、释、道关系密切,但它不是这些宗教的分支,因为巫傩是自发的信仰,没创教人,也没有严格的宗教组织,巫师是不脱产的人员,没有特权,也不是支配信仰的权威;信仰多神,互不统辖,神系混乱;没有完整系统和思想体系,没有经典、宗教信条、禁忌与民俗交织在一起,具有血缘性、狭隘性和地方性。由于傩坛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强大的儒释道面前,失去了发展成为人为宗教的竞争力,在三教不断斗争中,它兼收并蓄得到了生存发展的机遇与空间。 傩戏表演 傩戏孕育于宗教文化的土壤之中,直接脱胎于傩祭仪式,形成于唐宋(傩戏舞),是多种宗教文化互相渗透、混合的产物,各地傩戏明显地受到巫、儒、释、道宗教思想的影响。就南方而言,特别是西南诸省,受道教影响最深,主要表现在傩坛掌坛师的道士化、傩坛神系的道教化和傩坛科仪的坛醮化等方面。 傩戏的演出单位是坛,也就是小型的戏班。掌坛的叫掌坛师,是有声望的法师,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一个坛少则六七人,多则十余人,全为男性,演员大多与掌坛师有师徒关系,也有临时请来客串的。傩坛演出傩戏,一般须”还愿”的主家邀请才去,出剧目多少根据主家经济状况来决定。 巫师授徒有父传子的”家传”和传授外人的”外传”。两种授徒要求学艺人征得师傅(父)同意并写”投师牒”,内容为尊师重教、包教包学、教学诚心等条文。 傩坛弟子经这三年五载的跟班学艺,各项操作娴熟的弟子,便可向师傅提出抛牌过职的要求,待同意后,由过职弟子精心筹划,请师傅主持,在众师傅和师兄弟以及公众面前,表演一堂完整的傩坛法事、傩戏和傩技。经师傅传法并考试合格后,就可取得师傅赏赐的雷印、法衣、牛角、师刀等法器和经书(科仪本),并与师傅交换牌带与牌巾,由师傅安排新的坛榜,经过这样一些复杂仪式,便取得了掌坛的资格,以后就可以自立门户、开坛收徒,其地位得到公认。 傩坛是傩戏的表演场地、舞台场景、众神灵活动的神圣空间,也是傩班和掌坛师声望和地位的一个标准。宗教艺术形式是宗教存在的重要方式,离开了物化的宗教仪物将会大大降低仪式的感染力。傩坛布置是极其重要而复杂的工程,以扎”龙厅宝架”最为宏伟。龙厅宝架,又称”三清殿”、”金銮殿”,俗称”花坛”.它是用竹篾和各种彩色剪纸扎成宫殿型三叠楼式的纸架,放在堂屋正中傩神木雕像前。 傩事活动中,掌坛师要在傩祭和傩戏演出中表演一些傩技巫术,这是一批具有惊险性和神秘性的节目,很多象征性,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傩技有数十种之多,号称”三十六绝”。 傩戏演出要戴上面具,面具也叫脸壳和脸子,在傩戏里具有特殊重要位置,是这个剧种突出的艺术特色。傩戏的面具与一般面具戏里的面具是不相同的。一般面具戏里的面具,只是一种演员化妆的手段,而傩戏面具则是作为神祗来看待的。德江民谚就有”戴上脸壳就是神,放下脸壳就是人”。
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以龙图腾为中心的民间艺术使寨英古镇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同时也丰富了其它植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俗活动。 “鱼龙曼延”以及隋唐时代的《黄龙变》,就是后来风行于全国的龙灯舞的前身,自然也是寨英滚龙舞的前身。 1385年后的一个交春之日,明王朝针对辰河蛮族的数年征战刚近尾声,战火还存余星,硝烟尚未散尽,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一条以猪为原型硕大无比的北方龙溯着辰水翻滚着来了。与此同时,久居梵净山的一条以蛇为原型巨大的南方龙也顺着辰水飘飞而下。 这便是享誉中外的寨英滚龙来历的民间传说之一。 《山海经》里记载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上古流行的诸神弄蛇及乘龙的观念,实际上便直接来源于当时的巫术形式。而至今流传在湘黔渝边境的“接龙”仪式,就是这种龙文化的原始一脉。 “接龙”,就是祭祀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共工。湘黔边境苗族共工为“仡戎”。辰水文化中传他是第一个降龙人,所以苗人视他为龙公。传说共工逐鹿中原,沉于深渊,所以接龙要到河边或大水井边去接。接龙由苗巫师主持祭祀仪式,时间要在霜降之后举行。并要在日前选定之前的一个月或半个月前,预先“闹龙”。 所谓“闹龙”就是那一段时间寨子上的同族人晚上都要去主人家用响器、乐器闹腾通宵。接龙当天,主人家的年轻媳妇身着盛装,在各色旗手及吹鼓手的前呼后拥下,在巫师的带领下去选定的水边。去时偃旗息鼓,因为怕惊动恶龙;接到“龙”后,立即锣鼓喧天。一路上,妇女们排成长队,一手提着长长的白布,一手擎着花伞,连成一条五颜六色的“长龙”回村。龙接进家后,巫师在正屋中堂挖一小坑,放置朱砂酒一碗,用一片圆形石头盖在上面,谓之“龙宝”。主家在巫词的吟唱声中绕走三圈,然后用土掩上,法事便告结束。“接龙”的整个过程十分庄严肃穆。与主流社会龙文化不同的是,它既对龙表现了极大的崇敬,但核心内容是颂扬降龙的英雄。龙在他们心里是吉祥的象征,而非帝王的至高权威。不仅楚风影响着梵净山辰河源的龙文化,而且巴俗也影响着梵净山辰河源的龙文化。 寨英古镇除传统喜庆节日都要表演滚龙之外,有一个滚龙踏青节,特别值得一提。每年的农历的二月初二日,此时大地渐暖,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正是这一天抬头活动的,所以普遍传说“二月二,龙抬头”。寨英民俗在这一天特别讲究,命为“滚龙踏青节”。时值万亩油菜开花,大地金黄一片,数支长约百尺、形状各异的滚龙便沿着田野阡陌,沿着蜿蜒河流,或呼啸而过,或转侧盘桓,与众多踏青的百姓共赏春光,共祷丰乐。天晚,按照古俗,古镇还要举办别具特色的“长桌宴”。临近傍晚,百十米长的古镇上一字儿排开了几十张桌椅,家家户户都将自家做好的拿手饭菜摆将出来,无论是镇上的乡亲父老还是远方的来宾游客,都会被邀请入席,举杯欢庆春光的美好,预祝秋后的丰收。酒足饭饱之后,一条条五彩斑斓的滚龙伴随着锣鼓声,由远而近,翩翩起舞。 夜里水上龙舞,是古镇民俗文化活动的一绝。这从隋代“黄龙变”中传承下来的舞蹈原型,经过寨英滚龙传人的融会贯通、标新立异,成为了如今的寨英水上龙舞。初夏时节,只见在金鼓和长号齐鸣声中,在五光十色的鱼鳖虾的簇拥下,水上金龙由远而近贴水翻滚而来,水下数龙接应,配以鞭炮烟花器乐,一河上下一片辉煌。 滚龙与寨英古镇以至与整个辰河源的渊缘甚深,所以一年四季以龙为祭祀的活动特别多,比如舞草龙以求鱼,舞板凳龙以祛灾,舞布龙以祈福等等,各具特色,不一而足。 如果说寨英滚龙以其古老的文化沉淀而名扬天下之外,那么这种在梵净山、辰河源各族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龙文化情结,恰恰是凝聚他们数百年来在大灾大难面前,永不言弃的民族聚合力和内生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寨英滚龙的深远意义就不仅仅只是普通的娱乐活动而已。 责任编辑:匡奇燃
肉莲花,又叫“莲花十八响”,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传统的男性体育舞蹈。起源于周朝,雏形于巴人的巴渝舞改编,形成于清朝康熙年代。1970年,县文化馆王纯孙、杨胜华、谭培元等同志对“莲花十八响”进行调查时,根据沙子镇“莲花十八响”第十代传人侯年元、田仁兴等人口述:“师传‘莲花十八响’源于清朝康熙年代,由沙子镇背子坨村民间艺人杨光尚所创新改编,由光绪年间第九代传承人杨通朝所传。” 肉莲花基本动作有“上九响”、“下九响”、“上动下不动”、“下动上不动”之分,固而又被称为“莲花十八响”。表演时,一般要求拍打节奏统一,动作协调,舞蹈时不计人数多少,不受场地限制,茶余饭后,田间地头,都能自由自在地表演,这是一项群众性的健身体育舞蹈。 “上九响”是拍头、双肩、双肘、双腕、拧指、击掌。“下九响”是拍左胸、右胸、腹、双腿、双膝、脚背。“上动下不动”是以腰为界,晃肩、扭臂、动头。“下动上不动”是扭臀部,晃小腹。全套动作做下来。 “肉莲花”,仅从字面上来看,有点不太好理解,其实它的特点就像字面一样异常鲜明。无论春夏秋冬,参加表演的男人都必须脱光上衣,亮出臂膀,叉开五指,跟着节律用力拍打身上的肌肉和关节。一边跳、一边移动拍打的部位,一来表示和展现自己体格健壮,二是借用这种拍打肉体的清脆声音来抒发心中欢乐奔放的情感。特别是在丰收的季节,常常用“肉莲花”这种舞蹈形式来表达喜悦的心情。 “肉莲花”的赤膊上身采取了最原始的形式,节律单调但铿锵有力,不管是队形还是跳跃,在荡气回肠的锣鼓声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然而这种震撼又是欢快无比的,很快就能感染周围的人加入其中,至少也会情不自禁地打起拍节来。“肉莲花”的大众性也很彻底,最先只是在田间劳动休息时表演,或者在节庆时日临时找个空地进行,只是后来在花灯的长期影响下,也才逐渐登上了舞台,有了专业的配乐和队形设计,有的还规定了比较统一的服装。 20世纪80年代,沿河县文化部门对舞蹈“肉莲花”进行发掘整理,并搬上舞台,多次参加省、市的文艺演出。2000年2月,沿河土家族青年代表队表演的舞蹈“肉莲花”在北京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中获一等奖。2003年代表贵州参加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再获表演类一等奖。2007年“肉莲花”在“多彩贵州”铜仁赛区获舞蹈类原生态一等奖,在省里的决赛中获优秀奖,同年由省文联推荐到苏州参加全国“山花奖”颁奖晚会,得到了许多嘉宾的好评。颁奖晚会后,又被选入2008央视七套“九亿农民的笑声”春晚节目,产生了很好的效果。2006年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物遗产名录。 责任编辑:匡奇燃
多种文化融合 花灯唱过千年 伴随着一声铜鼓响,身着对襟布衣的许朝正与他的同伴走上了大院中央,又是演唱,又是跳舞,当中还伴随着说词,欢快而热闹,平日里悲凉的二胡声用来做伴奏也平添了几分喜庆。仔细聆听歌词,每出戏里都讲述着一个小故事,当中还配有诸如“拉抓”这样的当地方言。 思南县文物局非遗股股长安聪告诉记者,尽管在演出中没有看见花灯,但在古时,花灯戏正是因“花灯”而得名。花灯戏起源于唐朝,最初是思南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歌舞,那时,人们用这种歌舞来祭天拜鬼神。之后,随着乌江航运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客商来到思南,将他们的文化融入到花灯戏中。例如承担着起板、收腔的二胡音乐就来自于傩戏,而打击乐则来源于湖南辰河戏,艺人们身上穿戴的布衣则又是一番土家风情。 花灯戏表演的人数不能低于10人,除了有人表演歌舞以外,还需要有人进行伴奏。如同戏剧一样,花灯戏的角色也分为旦、丑。而事实上,最古老的花灯戏所需要的表演人数更多。安聪告诉记者,过去的花灯戏还会专门有人负责提灯,一是为了照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观。不过现在除了在大舞台上的表演,已经很少再看到提灯了。 开跳花灯前要先开“财门” 逢年过节必演 一晚能演八场 在过去,花灯戏是当地人逢年过节或是婚丧嫁娶时不可缺少的节目,年幼的许朝正也正是在这些演出中学会了花灯戏。 56岁的许朝正出生在一个花灯戏世家,从小便对花灯戏着迷,父亲对他也是有心栽培,每逢演出时,总将他带在身边。许朝正至今都还记得,那时村里的不少大户人家时常请父亲的表演队去演出,尤其是在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期间,更是演出不断,有时一个晚上要连着赶八场。由于那时花灯戏的表演通常是在晚上,每盏灯里点上了煤油,人们在灯影下嬉笑,身姿显得格外美丽。 与许朝正的记忆相比,古代的花灯戏艺人行走的路程更为遥远。安聪告诉记者,明朝年间,思南建府之后,周边不少县城都属于思南府管辖,而花灯戏也在向着周边的这些县城辐射。每逢过年时,花灯戏艺人们不仅要在思南表演,更要走到周边县城里去,不知不觉中,花灯戏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明朝中期,一些灯班已经发展为职业戏班。清朝年间,一位思南人在当地搭起了舞台,将花灯戏正式搬上了高台。 许朝正展示祖上留下的花灯道具 花灯写进教材 期盼后继有人 在如今的思南县城里,哼上一段花灯小曲,几乎90%的当地人都能附和,千年后,思南人依旧会唱花灯戏。安聪说,花灯戏从未在思南衰落过,如今县城里还有着45个戏班,不过这一数据与过去相比,已经出现了下降,年轻人更多选择外出打工。 这一说法在许朝正的家中得到了印证。尽管曾在花灯戏表演中得奖获得“灯王”一称,每月都能保证至少2场的演出,但许朝正的妻儿还是选择了外出打工,自己组建的花灯戏队伍平均年龄超过了50岁。村里想跟着许朝正学习花灯戏的人,都因年龄较大,基本功不够,无法得到许朝正的真传,唯有自己的侄儿,让许朝正寻得安慰。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护花灯戏的传承,目前当地政府已将花灯戏引入学校,编写初中版与小学版的花灯戏教材,于今年秋季在全县中小学全面实施。此外,未来思南还将举办一年一度的花灯艺术节与花灯艺术培训班。 锣、鼓、钹、二胡是花灯戏必不可少的乐器。 责任编辑:匡奇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