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是一种古代礼仪，源于原始歌舞，经两三千年的历史蜕变，逐步形成以驱鬼疫和酬神灵为目的的一种民间戏剧——傩堂戏。从先秦至明清正史、方史均有记载，在墨客骚人的诗画和汉像画石中，皆可见其有关记述和描绘，可谓源远流长。迄今仍见流行，可窥其余绪。当代中外艺术大师赞誉傩堂戏为“中国戏剧活化石”、“戏剧艺术之源”。日本野间清六著《日本假面史》说：“日本‘伎’乐，也是由舞蹈者戴着‘金刚’、‘力士’等假面，打着腰鼓，在行进中起舞等形式组成。由此看来，可能是荆楚舞蹈人传日本而成。”1986年春天，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戏剧评论》主编理查德。谢纳克先生专程赴铜仁考察傩戏，他看到演出后激动地称赞：“傩戏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民间戏剧!”并说：“美国西部印第安人也有面具，它与日本的面具及印度的面具戏，都来源于中国。”为此，对傩堂戏进行挖掘和调查，于研究我国戏剧史，民俗和社会文化发展史，乃至国际文化艺术发展史都具有其重要的价值。
铜仁雄踞黔东之首，这里聚居着汉、苗、侗、土家、回、仡佬等20多个民族。自夏禹分治九州，历4000余年，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开拓发展，繁衍生息。据《宋史·蛮夷列传》记载：“西南诸夷，……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习俗，认为家中疫病灾祸是因鬼作怪才引起的，只有请巫人把作怪的鬼赶出去，才能除病消灾得以安康。同时，人们还相信神灵能给人带来喜庆吉祥、遂人心愿。因此，逐步形成了请巫师“设坛”行法驱鬼魔除病灾，或祈求神灵赐福保佑的习俗。
自汉、唐以来，铜仁不断地与外地联系。此后，历代移民先后定居铜仁，这样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互相渗透、融汇，特别是明代以来移民大量增加，汉民族跳神戏的“军傩”和按节令逐疫的“春傩”、“冬傩”活动，给兄弟民族以影响。因此，少数民族的巫师(即掌坛师)就把“傩”的名字接过去，把汉民族“傩”的形式用于自己驱鬼或迎神的祭祀活动之中。巫人逐步以“傩”的旗号，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行其职业或半职业的活动，以便在各民族群众中争取更多的虔诚信奉者。
铜仁傩堂戏的形成和发展，据考证，还直接受巴文化与荆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铜仁傩戏流行的地区，地理位置上是和巴蜀、荆楚毗连的地区。在其长期的经济、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具有巴、楚文化特点的地方文化。因此，铜仁傩堂戏融合了巴文化中神头鬼面(木雕面具)的“川杂剧”，和楚巫文化中载歌载舞的特点。再者，铜仁又与儒、释、道三尊铜像的发现而取名“铜人”，这说明500多年以前汉文化在这里已扎根盛行。从清道光《铜仁府志》记载中，可知在康熙年间铜仁“傩”的活动已经很普及，所记“赤面大汉”即是傩神；又说“贤豪亦所不免，颇有楚风”。由于贤豪富家热衷和信奉傩的活动，对傩的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皆有所丰富，客观上推动了傩戏的发展和演化过程。
新中国建立前，铜仁傩戏已由傩舞、傩礼、单个神戏、组合神戏逐步演进，发展到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傩堂戏剧。建国后，由于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原有演出傩堂戏班子和喜爱文艺活动的村民相结合，并进一步吸取姊妹艺术，如花灯、文琴、湘剧等戏曲的特点，组成以傩堂声腔演出戏曲剧目的民间业余剧团。这些剧团逢年过节或农闲时走村串寨演出，颇受群众欢迎和喜爱，傩堂戏这一古朴的艺术形式开拓了一条跟上时代发展的新路子。
据初步调查，铜仁城乡现有傩堂演出班子20个，其中8个班子保存着较为古老的木雕面具、神像、服饰(法衣、法帽)和道具(牛角、师刀、法鞭、神卦)，能演出傩堂神戏。其表演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般分为三段，即开坛、开洞、收坛，皆由掌坛师主持。开坛后举行法事，法事完毕开洞。“开洞”即表演请出“唐氏太婆”打开“桃园三洞”大门，搬请24戏(拿出24个面具放置供桌)，这是傩堂神戏的正戏。其声腔曲调音域很窄，以说唱为主，常在四度内进行，演唱接近口语化。“正戏”之中或之后，还可插演一些节目，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或神话故事，其情节较为复杂，唱腔已初具戏腔特色，演唱音域在八度范围内，在音乐结构上已形成单乐结构形式，在调式上也有一定变化。
其余12个傩堂戏班则以演出传统剧目为主，有的还编了现代傩堂戏。这些演出保持了傩戏声腔和半堂傩戏的特点，不用面具，按照剧中人物安排生、旦、净、末、丑等角色，演出中以锣鼓伴奏，不行弦，声腔曲调高亢优美，节奏铿锵，极富魅力。打击乐牌子有九板：三捶锣、双凤朝阳、凤点头、三击鼓等；曲调有二黄、喜乐、滴水、猛虎、辰河、三黄块、慢三眼、四平等13腔。表演身段，大多吸取其他剧种的动作程式。演出传统剧目《十五贯》、《夜打登州》、《双斩子》等近百出。
面具(俗称脸壳子)是傩戏的重要特征。90年代，铜仁傩戏面具多次在北京、深圳展出，引起了中外艺术界的瞩目。其浪漫诡秘、古朴怪诞的艺术风貌，令中外艺术家们折服。
目前，人们正进一步对傩戏进行挖掘、整理及研究，以期这一古朴的艺术瑰宝，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在祖国乃至世界的艺苑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杨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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