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瑶族每年过两次特殊的节日——修路日。瑶族山区村寨之间的往来以及赶圩贸易，走的大都是羊肠小道和简陋的便桥。这些山间小路常被草蔓遮障，或遭雨水冲塌，行人深感不便，需要定期维修。 因此，瑶族人便在每年春耕前的农历三月和秋收前的农历七八月间举办“修路日”，开展义务修桥补路的公益活动，每次进行十天八天，村寨里的18岁至48岁的青壮年，不分男女，都主动地自带工具、自备伙食，到指定路段进行维修，清除杂草，修整路面，铺架桥梁。 金秀茶山瑶在功德节之前要办的重要事情是修“功德桥”。届时，众人捐款献料，家家派出劳动力上山砍大杉木，拉至河边。有的做木工，有的抬石头，群策群力，建造新桥。有的在桥头两岸铲草，平整山路。 当“功德桥”建成后，功德节的头一天，由德高望重的寨佬讲石牌条律，介绍前人做功德的生动事迹以及做功德的意义和目的，使这种美德代代相传。 金秀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瑶族自治县。费孝通曾经说：“世界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国，中国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在金秀。”金秀大瑶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景观十分丰富。每年5月中旬，金秀大瑶山的主峰圣堂山上几万亩杜鹃花竞相开放。杜鹃花海与云海交相辉映，云雾缭绕中到处是鲜花簇拥，美不胜收。 可以这样说：金秀是一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地区，如何你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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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的鼓楼是底部呈四方形的殿式建筑，全用木料构成。瓦檐为多角形，飞阁重构，由下而上依次缩小，呈宝塔状，庄严雄伟。 侗族谚云：“先建鼓楼后建寨。”侗族的寨子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小寨几十户，大寨几百户。不论寨子大小，都要建鼓楼。鼓楼是侗寨政治、宗教、文化、娱乐的中心，交际聚会之地。寨老们在此商议寨中大事，歌师于此唱琵琶歌娱众，青少年在此学侗歌，听故事。夜幕降临，劳累一天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休息，谈天说地，交流信息，说唱弹奏，欢欣娱乐。逢年过节，外寨有客来访，全寨老少聚集在鼓楼和楼前的石板坪上，对唱大歌和双歌，比赛芦笙，踩堂“多耶”，玩龙，舞狮，演侗戏。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鼓楼还陈列有书刊资料，供人们学知识、学科技、掌握新的信息。因此，鼓楼有“侗寨的灵魂”和“侗寨的心脏”之别称。 鼓楼源于“罗汉堂”（侗族称后生为罗汉）、“聚堂”，有悠久的历史。明代邝露《赤雅》记载罗汉楼：“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红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麟矣。男子歌唱饮啖，夜归攀缘宿其上，以此自豪。” 清代李宗昉《黔记》记载聚堂：“邻近诸寨共于高坦处造一楼，高数层，名聚堂。”鼓楼建于寨中央（大寨除中央外还在数处建鼓楼），周围层层分布着一排排干栏式民居，如众星拱月。鼓楼下像亭而上似塔。下部用八根柱子竖起，内外柱各四根，内柱为主柱，用合拖的大杉木直顶楼梁；外柱为副柱，坐落在内柱同一方位，支撑层层亭檐；上部为重檐斗拱。楼体一般为四角型、六角型（八角型的也有，但不多），楼层一般为五、七、九层，也有十一乃至十七层的（层数为奇数）。 下层为正方厅堂，一般二至三丈见方，也有六七丈见方的。厅侧架一只牛皮大法鼓，厅中央石砌一大火塘，四壁镶板和栏杆，设座位，一般可容一二百人乃至五六百人聚会。楼高一般10至15米，也有高达37米的。每层都有飞檐，如展翅欲飞的大鸟。从上往下层层叠压，自下而上又层层缩小，使整个建筑显得既稳又巧。 屋顶有庑殿式和攒尖顶两种。庑殿式基本上由四个倾斜的屋面、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组成。攒尖有花格棂窗或鳞状斗拱。顶端覆以葫芦形宝顶，直刺苍穹。楼前有青石板或鹅卵石铺设的岩坪，称“芦笙坪”或“鼓楼坪”，侗家人于此赛芦笙、多耶、腊也。有的岩坪连着戏台，于此观赏侗戏。 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的马胖鼓楼最为著名，它高达20余米，九层飞檐重叠而上，凌空欲飞。檐下绘画精美的民族图案，楼内四根两人合抱大柱，正厅板壁上有一幅幅美丽的侗乡风光画图。整座建筑全用杉木安榫接合，结构严密，气魄雄伟。龙胜各族自治县龙坪鼓楼，红军长征过此，特务放火烧侗寨，周恩来同志指挥红军救火，保全了鼓楼和楼后大量干栏楼。侗家称为“红军楼。”
由于水稻是人们生活的主食，为保证水稻获得好收成，水族在水稻种植历史中，形成了不少习俗与禁忌。 其中有些是生产实践的总结，如要注意农时的农谚：“栽秧早晚一两天，秋收多少看得见”，“过白露不热也得收”等； 有些则是原始宗教意识的反映，如撒秧，开秧门，吃新需择吉日良辰并行祭礼等。 这些习俗与禁忌最初实际上源于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及生产实践的思考与归纳，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但由于对自然规律不能进一步深入认识，求吉避灾的原始宗教意识遂逐渐冲淡了习俗与禁忌中实践经验的部分，出现了不少崇信鬼魂，崇拜祖先的民俗事象。 例如撒种、插秧等都得避开祖父、父亲亡故的忌日，撒秧前要对秧种进行供祭，祈求祖先降福、谷神施恩。 此外，若有刚过门的新媳妇首次到夫家栽秧，还要举行栽秧仪式；娘家派人：色开秧门这天抬糯米谷把到婿家来，祝贺姑娘从此在夫家生产顺利。而新媳妇则身着节日盛装下田栽秧，以表示对水稻生产的虔诚祝愿。这种习俗，实际上也是对庇佑农业生产的神灵的一种崇拜。
历史上，水族地区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的自然经济。为御寒的需要，水族先民早就掌握了种棉花的技术。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水族地区的棉花素以绒长质好闻名。 棉花除在有限的平坝熟土上种植外，还种植在荒芜的向阳斜坡及河谷地带。播种时，选择草木丰茂、土质肥沃的地方开荒，把杂草灌木砍倒，晒干，放火焚烧之后，翻松土地，清除树木杂草根须，打窝点播棉籽。 这样的棉花地，因距离家住户较远，不可能挑运圈肥，妇女们只好事先将棉花籽拌着细粪和草木灰去播种，算是给棉花施了底肥。种子播下后，待棉花首长出一二寸，就间苗薅草。再间隔两旬，又第二次打尖松土除草，这样每亩也产四五十斤籽棉。棉花地还可间作套种辣椒，边角上种向日葵和黄瓜之类。 开荒种植的棉花地，连续种上两三年之后，地力便逐渐减退，于是，再转往别处开荒另种。 由于棉花是水族生活特别重要的必需品，因而特别为水族人民尤其是妇女们重视。为保证棉花丰收，在种棉时，水族妇女虔诚地将糯米饭和煮熟了的若干个鸡蛋供祭在地里，然后将蛋壳剪开，吃去蛋肉保留蛋壳完整穿在竹枝上，扮成一棵结满“棉桃”的“棉花树”，插在棉地中央，祈望棉花长得如此茂盛丰硕。
壮族开垦荒地有“打标为记”的习惯。桂中柳江等县，旱地称“畲地”。垦荒种旱粮三年轮歇，年年要丢熟地开生荒。立冬后家家上山找地，寻找轮歇已久、土肥、水土流失较少的地。选定后，在地中央和四周就地取材，用一把茅草或一丛芭芒的尾端弯折，扎成带把倒立的三角形标记，俗称“把茅榜”（也称“草标”）；或在树干上、高石上扎个三角形茅榜，或在选定地方的四周锄几锄新泥再扎茅榜。 后来者见了茅榜，便自觉离开另找别处。年初五开始锄地，大规模开荒常在元宵以后。 在桂西凤山、巴马、大化、东兰等县，开春后妇女、少年结伴换工，打碎去年冬耕冬锄所翻起的土块。一天打完一家的土，一家设宴；一天打完几家的土，几家合宴慰劳众人。他们打土块时，要面朝太阳，日出朝东，日中朝北，日落朝西。民间认为，人随太阳转，必有大丰年；人面若朝南，见草不见粮。 在桂北越城岭南麓的龙胜、全州、资源等县，红瑶、花瑶、盘瑶山区和融安、融水等县瑶、苗、壮、汉杂居山区，还流行“打锣挖地”风习： 主家请歌师，备茶水、饭菜，出通告，各村男女中青年闻讯自带农具来帮工。挖地时，由歌师（兼巫师）到地头敲锣打鼓，并引吭高歌，挖地者按着鼓点随声附和，边唱边劳动。鼓点声密，众人舞锄也密；鼓点声稀，则舞锄也稀；谁若落后，歌师便到他身边唱歌促进；鼓点声停，则众人休息。 他们认为，击鼓唱歌能将山神唤醒，开出的荒地才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男女青年白天在劳动中比体力、赛工效，夜间已婚者各自回村，未婚者留在主寨比智力、赛歌才。所以，打锣挖地内含社交与物色恋爱对象的社会功能。
鸡，在广西各地除作为节日、待客、送礼的佳品外，还是清明祭祖、新年祭桥、求子等活动的主要祭品之一。 融水苗族的“窑洞鸡”名闻广西。其饲养方法独特：在离住宅一里左右的山坡旁，挖一个窑洞作鸡窝，面积约二三平方米。每天早上开窑洞门，喂些谷子，放鸡出洞，任鸡在草丛找吃，傍晚赶鸡进洞，节省饲料，鸡长得快，肉质鲜嫩。苗寨的“窑洞鸡”发展很快，不少专业户已成了富裕之家。 壮族平坝地区在春插结束后，或自家孵化小鸭，或赶圩买回鸭仔，多的上百只，少的几十只，称“养鸭帮”。只养十来只的不能成帮。鸭仔先在家中喂米饭、蚯蚓、小鱼；几天后移到林边鱼塘旁的鸭舍，每天早、晚放鸭进稻田吃鱼、虾、螺、鸭菜（生于禾脚、田沟的鲜嫩水草）。待稻熟收割后，便放鸭下田食落谷。七月十四左右，新鸭上市，出卖公鸭（留一二只公鸭），留母鸭下蛋生财。待处理完早稻鸭后，又开始养晚稻鸭。
苗山青壮年都是好猎手。为了有效地围捕大野兽，他们往往组织起来，成立鸟枪会、打猎组等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往往以村寨为单位建立。若碰上猛兽，需要邻近几个寨子联合行动，由各寨狩猎组织的负责人串联协商。这些负责人称为“猎头”，由大家竞选产生，任期一年，换届时大家再次竞选。其竞选方式在苗山各地大致一样，以比枪法为主要项目。 以融水县四荣乡东田村小东江寨为例：每年大年初一便是小东江竞选猎头的日子。太阳刚出山，猎手们扛着猎枪，背着弹袋，穿着节日盛装，汇集寨东大木桥上参加猎头的竞选。 离桥80米处的小山坡上竖着宽、高各1米的彩色虎靶。众猎手按年龄大小为序，每人向虎靶打一枪，打中虎心者为优胜。若只有一人打中，他就是本届猪头；若不止一人打中，再进行射飞鸟比赛，以决胜负。 公证人在几位优胜者的猎枪上系条红布，尔后放九只小鸟上天，待小鸟飞高50米后开枪射击，每人也只能打一枪，先打中者为胜，他便成为本届猎头。当选的猎头照例要发表“就职演说”。 龙胜县苗族狩猎前则要敬“猎祖”，祈求保佑。获得猎物后，要用兽肉和酒敬猎祖，感谢他的保佑。猎祖是猎手们的祖先中首次率众出山打猎大获丰收者。其灵位常设于外人难以发现处，或是当年捕获大兽猛兽之处。 发现猎物踪迹后，猎手们聚集猎头家商议围猎事宜，研究出围猎方案后，大家来到猎祖神位处敬祀，请他降灵保佑，许愿事成后丰爵大祭。敬罢，大家返回家中做出猎准备。胜利归来时，首先将所有猎物集中到猎神灵位前祭供，然后抬到猎头家，把猎物剥皮取肉后，将兽头、尾巴、蹄、肝肺放入锅中煮沸，再取出放入大盆里，端到猎祖灵前敬祭，让神灵饱尝美味，然后进餐分肉。 凡获得虎、熊、野猪等猛兽大兽，猎手们归来入寨时，在寨门由头炮者（第一枪击中猎物的人）首先向天空鸣放一枪，其他猎手依次鸣枪，寨上的人听到枪响，便知道猎手们丰猎回来了，纷纷涌向寨门，欢迎英雄们凯旋。 如今，狩猎习俗已消失。
瑶族一般以父系血亲建构，五代左右为房族，十代左右为宗族，房族内严禁通婚。由于世代居山，大分散小聚居，三代为房的较为普遍，五代后便开始疏远了。 在瑶区，小则三五户，大则八九户构成一房，十户以上构成一房的不很多。每一房均设一香火牌位，有一位香火头，他同时也是房长。 担任房长的必须经过度戒。他的主要职责是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给香火牌位的列祖敬香火，每年农历春节、七月十四聚集房族成员杀生祭祖宗，盘王节敬盘王（盘瑶系统），达努节敬密洛陀（布努瑶系统）。房长不负责调解房内纠纷。房内兄弟姐妹互相帮助。绝嗣户的财产由房内各户平均分承。同一个姓氏并能找到最古的老祖的，便是同一宗族。宗族的概念便是同姓共祖，伸缩性很强，有的仅十来代，有的数十代。 同一宗族除较为接近的支系外，其他离得远的甚至还可以通婚。每一宗族都有一位族长，由德高望重、精通族史、为人正直的老者担任，他的职责是撰写族谱，主持宗族祭奠、调解纠纷、经营宗族共有田产以及族外交际事务等等。 族长无报酬。有的地区选族长不讲究年龄辈分，有德有才者上（如金秀花蓝瑶），破格上任者比比皆是。此外，族长还是宗族中最有“法力”的道士。
仫佬族大都同姓聚居，同姓者往往共一宗族。同族共居的村落，往往建有宗祠，作为祭祖场所，族内大都有族长；或在族内分“冬”，冬有“冬头”、“首事”、“房长”等，形成以父系小家庭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 同村的宗族选有族长。其职权有： (1)主持宗祠祭奠； (2)保管族谱与报丁册； (3)审核宗祠蒸尝田的收支数目； (4)处理族内纠纷； (5)执行族规。 “冬”是为缴纳粮款而划分的区域单位，其头人称为“冬头”。冬头由民众推举，替官府催征钱粮，如果收集不上来，有时还要挨打骂。1911年前，冬内各粮户摊派筹足白银30两，为冬头年薪。没有族长的村屯，祠堂每年祭礼、管理裥产、摊派款项、筹备祭祀等事务，由“首事”共同商议。首事由村屯内德高望重者担任。 “房族”为冬下面的聚会单位。一个“冬”有五个左右的房族，是按血缘较近的家庭组成的最小联合体。民众推选老实、年长、能干者为房长，无报酬。其职责是：倡议修建祠庙、修补桥梁与道路等公益事情；劝解房族的内部纠纷。20世纪50年代以来，祠堂、冬头、族长等宗法制民俗事象已大大弱化，有的已消失。
春耕季节到了，人们首先想到要祭“陆铎公”。 “陆铎公”在《水书》中是农业生产的保护神，很相似于汉文化中的“神农氏”。“际铎”是神的名字。“公”是对“陆铎”的尊称。“陆铎公”就是农业生产的保护神。每年开春之际，，人们要祈求管生产的神来保庄稼。 这种习俗，在三都的九阡、三洞和荔波等地长期传承。供祭“陆铎公”是以各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一年举行一次，根据《水书》条目选定吉日良最，请水书先生在堂屋中堂设一祭坛，摆上六杯酒、六双筷，六个碗，六条于鱼，供以米酒、糯米饭和熟猪肉。 水书先生念咒语，将“六铎公”引渡过来坐定，吃了“便餐”后，杀一头小猪，以内煮稀粥，将猪殛稀粥端上神坛，水书先生再念咒语，祈求“陆铎公”保佑。 念毕，全家聚餐，还请寨上的老辈作陪，一同就餐。祭祀完毕，主人将几粒种子撒在田里，预祝播种顺利。 在水字诞生的各种传说和歌谣中，都说作者只是陆铎公（水书研究专家韦章炳先生在《中国水书探析》中论证了他的观点,认为传说中的陆铎公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陆终公。）一个人所为，但是从水字的“拼盘”式待征看，水书是有历史演义痕迹的：图画文字→甲骨型文字→独体水文字→汉字反写、倒写字。早期的水字中，同一个字也有多种多样的写法，而且，越古老的字，写法越多。这说明水字不仅不只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甚至出于不同的时代的不断增补和完善的文献。要说陆铎造字，也可能只是少量的图画文字罢了，但它却是水字诞生、演变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