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俄罗斯族最早是从现金的俄罗斯地区迁移到中国境内的，“俄罗斯”这一词最早源于欧洲地区斯拉夫人东部地区一个叫做“罗斯”的部落，其祖先最早是居住在欧洲东部地区，到了公元600多年的时候便成为了“罗斯”之称，到了公元1000左右的时候，罗斯大公奥列格控制了以基辅为中心向外周边多数部落，到了13世纪的时候，基辅地区的罗斯人被蒙古给吞并了，归元朝管理。 据说，元朝还曾征用金帐汗国境内的1万多人的罗斯军队来到大都成为扈卫亲军，而且还赐予土地给罗斯人耕种。而这便是中国古代次一次记载俄罗斯族人大批进入中国地区的记载。在中国的史书中称俄罗斯族人为色目人。从14世纪开始，俄罗斯族人就已经脱离了原来的罗斯各族。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时候，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 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还有一批是早在18世纪的时候，从沙皇统治的俄国地区迁徙而来的，而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无法忍受沙皇的暴力统治，在当时有大批的俄罗斯族人迁徙带了中国境内。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更多的俄罗斯族人从西伯利亚地区涌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内蒙和黑龙江地区，而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逃避战乱。 在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之为“归化族”，他们所居住的聚集地则被称之为“归化村”。在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才将他们改名成为了俄罗斯族，被正式确认为了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同样享受着平等的权利。在我国的俄罗斯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依然保持了他们最原始的习俗，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有很多地方跟俄罗斯人非常的相似。由于俄罗斯族前夕到中国的时间不是很长，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亲戚都还居住在前苏联的境内。 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人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一个民族文化，那就是极强的擅歌擅舞能力。他们经常会举行一些各种的家庭宴会，晚会。他们会在盛会中跳着俄罗斯舞、交谊舞、天鹅湖舞、乌克兰无、俄罗斯集体舞、踢踏舞、马车舞、头巾舞等各种舞蹈，样式是多的数不过来，每一个都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俄罗斯族民族文化。这些舞蹈中，有的舞姿非常的优美，有的舞姿则刚强有力，而且参与的人也比较多，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火把节是彝族传统节日。关于火把节的来历有以下几种说法：一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庄稼长势很好，眼看丰收在望，谁知突然飞来许多害虫，伤害庄稼，彝族先民看见了虫灾后使用了许多种方法都不能消灭，就人人举起火把，到田间地头去烧害虫，最后消灭了害虫，夺得了丰收。从此，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人们都举着火把，到田间地头去烧害虫。长此以往，演变成了节日。 一说是在很久以前，彝族的一位首领战败被俘，在六月二十四这天晚上才被救出，大家都打着火把去迎接他。为纪念这位首领被救，人们每年这天都打着火把，久之就成了节日。盘县彝族的传说是：在很早以前，一个勇敢的彝家青年，打败了天神派到人间作祟的邪神，并点燃火把烧死了邪神带到人间的各种害虫。为纪念这位彝家青年，便兴起了火把节。 一说是很久以前，外地彝、汉官家互争地位，彝族因势力单薄而失败，逃往贵州黔西北深山老林中开荒辟野，耕耘播种。谁知种的庄稼又遭到虫害及野猪、野羊践踏。彝族人民点火把驱赶虫兽，直到六月二十四才把害虫烧尽，野兽赶光，保护了庄稼。以后到了这一天，人们便要点着火把在田地里穿行，渐渐地演变成了火把节。 还有一说是，从前彝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荒耕耘，收成很好。天王安天古兹知道了，就派天神下来收租税。彝家的土地是自己耕，庄稼是自己种，你天王凭什么要彝家交租税，所以彝家拒不交租。 天王闻讯大怒，就命令天马（蝗虫）下界把彝家的庄稼都吃光。霎时间，天马从空而降，啮食大地上的禾苗。但聪明机智的彝族人民，并没有被天王的残暴所慑服，他们奋起反抗，采用火烧的办法来消灭天马，终于在六月二十四这一天把天马烧绝了，取得了丰收。 于是彝家就把每年六月二十四定为火把节。每年这天都要高举火把游山庆祝，以纪念先人们的功绩。青山等地每逢这一天，相邻几个区的数千名各族人民前往祝贺，使这一传统的彝族节日更显得隆重。

广西桂西都安、大化、巴马以及东兰、平果、马山、隆安等县语言属苗语支的布努瑶，以农历五月二十六至二十九为达努节。 达努是布努瑶语，为“牢记”之意。达怒节又称祝著节、祖娘节、完九节或瑶年，是纪念创世大神密洛陀的节日。 传说，密洛陀创造了人类后越来越老了，一天，她把小儿子（传说是瑶族的祖先）叫来说：“五月二十九是我的生日，你和你的儿孙妻媳一齐来给我补粮。”小儿子说：“我生火还未落灰，拿什么来祝寿？”她说：“做一缸小米酒给大家尝新，拿三两黄麻顶牲口命，提前三天敲铜鼓闹场。”所以达努节从二十六日开始。这天人们把一缸小米酒密封在香炉旁，祭祀时在祈词中特别说明是专给密洛陀的，同时还把三两黄麻也摆在供桌上。 从这天起到三十，夫妻不能同房，家人不得争吵，孩子不能乱闹，妇女不得爬上楼阁，产妇未满42天不能出产房，小孩用三根青茅草做个草圈套在颈上。夜深人静时，主妇在家中僻静处悄悄包粽，包好煮熟供祭后，才叫家人起来吃。 此后的节日活动有：二十七日，老人斗画眉鸟作乐；二十八日黎明，家家杀猪宰羊，远近亲友互相往来，敲铜鼓、唱酒歌，共颂人畜兴旺，五谷丰登。 五月二十九日是节日的高潮，这天全寨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邀来三亲六戚，挑酒带肉，背上铜鼓，爬上邻近的最高山上，摆酒宴，摆歌场，斗鸟赛马射箭赛铜鼓，青年人对唱情歌，老年人对诵笑酒词，唱密洛陀史诗等等，活动内容丰富，场面热烈。天黑后，大家尽兴而归，结束节日。

锡伯族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清朝乾隆年间因“工作需要”，被调往了遥远的西北地区，由此还形成了锡伯族的一个节日：怀亲节。 锡伯族怀亲节是锡伯族纪念西征亲人的节日,又称“西迁节”,用以纪念部分锡伯族人从沈阳西迁新疆伊犁戍边。西迁前1天,所有官兵及家属与送行亲友齐集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共进离别饭,共饮离别酒。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当时已加入清朝“八旗”编制的一部分锡伯族官兵，奉命携家属西迁，共约五千人，去新疆伊犁驻防，于该日在辽宁老家与亲友酒宴话别，次日起程远行。经过一年又四个月，行程万里抵达伊犁地区，这是一次“屯垦戍边”的壮举，锡伯族为保卫祖国的边疆，做出了贡献。 此后每年此日，驻守在新疆边境的锡伯族官兵及家属都举行郊游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称为“西迁节”。 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在寺庙内拱灶，杀猪，吃高粱米饭，每户都去当家人，进行聚餐，来纪念锡伯族祖先西迁的历史壮举，畅叙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业绩，缅怀离别的骨肉同胞。这一天遂成为锡伯族的传统节日。 近年分居在东北各地的锡伯族，在锡伯家庙或锡伯族集居的地方集会、游乐、聚餐，举行隆重仪式，缅怀亲人。 此外锡伯族的例行节日大体与汉、满相同。略有区别者，除夕供“喜利妈妈”（女性祖先神），二月二收入祖匣，全家吃煮荞面片拌红糖，以示祝贺和感谢。三月、七月、十月祭祖上坟烧纸，统称“杭西”节。“杭西”是锡伯语，意为“祭祀祖坟的日子”，大约相当于汉族的清明节、盂兰盆会和寒衣节。

相传广东省潮安凤凰山是畲族的发源地之一，凤凰装从衣服式样、色彩、刺绣图纹到发式等，都模仿凤凰，故名。凤凰装根据不同年龄分为三种： 第一种小凤凰装。这是未成年女子的装束，用红头绳扎头售一圈，盘于头上；衣领衣袖绣边纹路较窄，腰带向后扎，带尾有丝絮，象征风尾。 第二种大凤凰装。这是已婚妇女的装束，以红头绳扎凤凰售，衣领袖边衫脚窗绣有颜色花纹，绣边较宽，多为大红、桃红夹黄色，象征凤凰的颈、腰和翅膀；向后扎的飘带加宽，绣的花纹也增多，金边丝絮，象征风尾。 第三种老凤凰装。头害低矮，衣服和腰带的花纹和颜色都较单调、沉实。除以上服装外，还有头饰“凤冠”。用竹制成，呈筒状，高2寸，周边宽1寸，用花布或红布缠绕，并用五色丝线把珠玉穿成珠链，挂在周围。妇女梳一螺旋式成竹筒式高售，以红头绳缠绕，后戴此冠。冠带者多为已婚妇女。新娘所戴风冠左右插银替、银钗，再配上耳环、银项圈、银链等，冠以“九子十三孙”等名称，寓意婚后子孙旺发。 相传达些装束是畲族的始祖盘瓢王与三公主传下的。盘瓤王国助高辛帝征战有功，被招为骈马，与三公主成亲。皇后娘娘赐公主一袭风衣，一顶风冠。后来，他们夫妻到潮州凤凰山落了户，生了三男又把凤凰装赐给他们，以后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据《汉书•地理志》载，古代黎族“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这种“贯头”式的服装，新中国成立初期仍可见到，但大部分黎胞已改着汉装，只有妇女还保留着筒裙的习惯。 其衣饰变化规律大致如下：上衣方面，从无领无扣贯首到无领无扣开胸对襟，再到有领有扣右襟；下裳方面，从短筒到氏简到裤子。妇女多束售于脑后，押以骨替，披绣花头巾；上衣多为黑色，宽袖，无扣，对襟开胸，带贴身布兜；下身穿筒裙，常服筒裙为一块三条浅蓝色的横纹黑粗布做成筒形，围在臀部，作为其民族服装的筒裙下文详及。喜带项圈、手钩、耳环。环垂至肩。男子结鬃缠头，上衣无领，对襟开胸。常年赤足。 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已大大改变。黎族的筒裙，多用攀枝花(木棉)、野生爬地毛藤、山麻纤维纺织而成。分特长、长和短三种。从腰至裙边织满花纹，花纹有几何线条、动物纹、花卉图像，以及婚嫁礼仪中的人物图像等，花纹间镶嵌金银箔云母片或羽毛，闪闪发光，富于动感。 黎族妇女编织筒裙，早从战国时代开始，宋代已颇负盛名，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已有记载：“妇女率著黎桶，以布全幅，上与下紧连，自项至肠不接续，四周合缝，以五色花绒刺其上，裙钗作数百细招，用布至10余丈，长不能行，则结其半于腰间；累累如带重物：”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样式，是比较长的。而最古老的本地黎的筒裙则是比较短的，筒裙尾在膝盖以上十多厘米，而见比较窄。 筒裙一般由四幅布合成，分筒头、简腰、筒身、筒脚四部分，织花以简身为主，花纹图案多达120多种，工艺细致复杂，黎族女同胞一般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利用工余时间为自己精心编织一件筒裙，以备出嫁时用。 人们判别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就看她自己织的简裙。现在不少黎族姑娘平常己着汉装，但出嫁时一定要穿上自己织的简裙，一则展示自己的才华，二则让老祖宗承认自己是黎家的后代。可见其深厚的民族感情。 黎族妇女编织筒裙的技艺，还与元代著名纺织家黄道婆有关。她曾到过崖州，“教以纺造、弹织之法，与夫错纱、衬色、综线、茶花种种窍妙”。又把黎族编织筒裙的技艺传往他乡，这是黎汉文化技术交流的一个见证。 我国妇女着简裙者不只黎族，还有傣族、佰族、景颇族等，但各族风格不同，傣族妇女“衣白布窄袖短衫，黑布筒裙”，以罗布制作，裙较长，清丽、洒脱，与傣族同胞喜近水居，爱清洁有关：低族筒裙则较粗糙，制作也较简陋。以至形成以上大同小异的特点。

海南黎族传统民居，其形状如例扣在地上的船只，黎语称为“布降亭竿”，意译为“船形屋”。因其屋顶多用茅草遮盖，所以又叫“船形茅屋”。相传是为了纪念漂洋过海到海南岛落户的黎族祖先而设计的。 黎族民居式样颇多，有船形屋、金字架式的泥墙屋，葵叶盖的竹墙屋和砖瓦屋等。“合亩”制地区的记黎同胞，多住船形屋。船形屋的式样也很多，主要有三种类型： ①铺地理，流行于通什、番阳、毛阳等地。大屋长15米、宽4米左右，屋中有主柱4根，高3—4米，屋顶开两个天宙，屋里设两个炉灶，屋的头尾两端对开一道门。小屋长5米、宽3米左右，屋中有主柱两根，高2—3米，屋顶开一个天窗，屋内设一个炉灶，屋的头尾两端开门。地板用红藤条、竹条或小树枝做骨架。以藤片或竹片做铺垫。地板离地面高3米左右，用石头垫架。屋顶用木条、竹子构架，以茅草编扎成革片，从低处一层层往高处铺盖，屋榴垂至地面兼作墙壁。屋顶侧面留一两处天窗，用以采光通风。 ②高架型，流行于白沙等地“本地黎”中。传说“本地黎”的祖先原来也住铺地型船形屋的，后因天狗下凡吃人，地上又爬满了螃蟹和蝎子，为防止这些恶兽毒虫的侵害，遂改住高架型船形屋的。高架型船形屋外观与铺地型船形屋相仿，只是前门离地高2米左右，向后倾斜，后门离地约0．3米。屋基用木桩撑起，似云南、广西的“干栏屋”。但干栏屋地板是水平的，屋顶与墙体分开，成垂直斜面；高架型船形屋地板是斜的，屋顶与墙连成一体。两者下层都可饲养牲畜，或存放农具、杂物，上层住人。 ③向“金字型”过渡的船形屋，主要流行于乐东、东方、昌江等地。外形与铺地型船形屋相似，但没有架空离地的棚板，屋糖不垂至地面，有矮墙，屋顶仍为倒扣船形，门在两端。 船形屋内光线昏暗，基本元装饰陈设，可以说是最简陋的生活居所，比窝棚略进一步。造型低矮，如倒扣船只，与当地海风凛别，热带暴雨湾花有关。特别是台风季节，狂风夹着暴雨一起袭来，在生产技术低下、经济文化落后的海岛地区，船形屋确是最佳的设计。 也许，第一间船形屋就是当年他们的祖先漂洋过海来到这荒岛之初，把船拖到岸上，倒扣过来，用以选风挡雨，逐步加工改造而成的。一切都体现了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原则，也适应当地的气候特点。船形屋冬暖夏凉，蚊子不多，这是因屋内有灶膛，烟熏所致。 高架型船形屋显然是因天气潮湿，蛇蝎横行而改进的，其解释具有一定的可信件。向“金字型”船形屋靠拢是其自然趋势，是吸取汉族民居建筑构架的一种改良。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改建为干栏式草房，或泥坯草房，并逐步出现了许多砖瓦结构的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