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军中傩为”军傩”，并将其概述为古代军队于岁除或誓师演武的 祭祀仪式中戴面具的群队和住舞。其在战争中既有实战意义，又有训练军士和 军营娱乐之作用，并且指出，它虽然是原始宗教仪式中巫术文化的延续和发 展，但由于它具有弘扬民族尚武精神，特具阳刚之美。所以，也是中华民族歌魂中一曲英雄壮歌。还有人根据《周礼》 原型中关于方相氏”执戈扬盾”的描绘，把 周傩解释为”武事”的一种。这种解释是 有道理的。在古代，人与天与地与人斗，时’ 常是兵民不二、文武合一，其情形即如《左 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 宗教祭礼，戎就是军事战争。这充分说明 古时之人的确是既尊天敬地又崇尚武力 的。这种精神表现在饰文化中，就是以通 神之灵和武事之勇去与那些邪疫厉鬼相抗 争，并最终将它们统统逐除。因此从这点 上说，傩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尚武文化，是一种闪烁着英雄主义之光的文化。方相氏 头戴面具，黄金四目，体现的是借 助化妆与神相通的超人一面，而其手执兵器、击鼓大呼则体现了以有 形驱无形、以世俗胜邪鬼的人间战斗情景。可见在早期的储原型中就 包含了”军傩”的因素。不过作为 一种相对独立的类型，”军傩”主要是指军中之傩。现存史料中有关军 中傩的明确记载比较突出的有两位传》类，一类是直接点明”军傩”这一称谓的，另一类则是关于傩在军中的具体 描写。前者如宋人所述”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 所在场巷、村落，又有百姓傩。”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这里不但明确 指明了与百姓傩相并立的军傩的存在，而且强调了二者”名闻京师”的影响。后者则以《魏书·礼志》中的一段描写最为出色”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跃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阵于南，骑兵阵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另外为部队，盾稍矛载，相次周回 转易以相赴就……阵毕……各令骑将去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击，南败北捷。”这段描写揭示出当时”军中傩”的盛大场面。既可看作是傩在军中的 一种自然延伸一一借大傩之礼以助军戚，亦可视为军中武事时对傩的一种强化—以军威壮大傩之礼。其场面既有步兵又有骑兵，既执兵器又击钟鼓，既有挑战又有迎战，并且既分南北又有胜负，全然是一次规模巨大、排场严谨的军事演习。实际上这已是对傩文化的尚武精神的一种提升，同时又是军事对傩所包含的迎神逐鬼式的宗教气氛的一种汲取和强化。此外，《魏书高 宗纪》中还有”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这样的 描写，显示出军中傩或傩在军中的威武雄壮和变化多端。总之，军中傩作为 一种独立类型，体现着傩向军事化、世俗化逐渐转化的一种过渡。它的”旗习”与民间傩的”表演”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使傩的原型更进一步具有了人间的自娱性质，也反映了学者们常说的所谓”从娱神到娱人”的一种重要转变。军中傩中所包含的通过傩礼而达到以演习尚武之目的的一大特征， 在后世的边地军屯中得到了发挥。据《安顺续修府志》记载，安顺一带具有”军傩”遗风的”地戏”表演就与此有关。其曰:

黔中人氏多来自外省，当草菜开辟之后，人氏刁安逸之境，积习 既久，式事渐废……识者忧忧，于是有跳戏之举……盖藉农隙之际演习式事，亦在”寓兵于农”之深意也。

这里所谓”寓兵于农”的农是指当时”军屯” 所含的”屯田”之意，而就”演习武事”这点来 说，似乎称作”寓兵于戏”更为合适。也就是通过跳戏之举达到重尚武事以免后患 之忧的目的。当然，由于地点与条件 的改变，这种”寓兵于农”中产生的 地戏具有与当地”民间傩”相结合的 特色，已不再是原有的军中傩之本貌了。军中傩类型的另一特点还包括着 头戴面具借神灵之威迎战敌寇之意。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北齐兰陵王 高长恭戴面具杀敌的历史故事以及后人据此而编演的”代面戏” 《兰陵王入阵曲》。据《旧唐书-音乐志》载:代面出于北齐，兰陵王长恭，术式而貌美，常著假面而对敌。尝 击周师全庸城下，男冠二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之容， 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这里，兰陵王的戴面具看来主要是为了以假面掩盖自己的美貌，从而使 敌人望而生畏。由此可以想见他的假面必定是十分凶猛的。而在其他例子 中，军士将领们在临敌时所戴的面具则还兼带着盾牌式的防卫功能，故一般 用金属制造。如”常战安远，笛敌，被带铜面具，出入阵中。” (《宋史·狄 青传》) “绍兴四年夏，韩世忠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以铜为面具。军中戏曰:

韩太尉铜颈，张太尉铁全页。” (庆裕《鸡编》卷下)这些例子都说明面具在军中的实战作用，它们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军中傩的特殊性质。关于面具与傩的关系后文还要谈到，在此不详细展开。

责任编辑：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