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满族人的住宅里，一般会竖一根长至九尺、碗口粗细的木杆子。杆上端贯一锡斗，或木斗、或草把，此杆称为索伦杆。 清末曾在东北任职的刘兆提所作《吉林纪事诗》中，有这样一首： “植立庭前木一根，祭天祀祖百神存。禳祈祸福凭义勇，切肉同餐俎上豚。”诗中所咏即旧时东北满族宅院中所立的“索伦杆”。 索伦杆民间称“神杆”，其形式有几种。比较“标准”的如现存沈阳故宫清宁宫门前所立者，选用碗口粗细、一丈多长的笔直树干，去掉枝权和树皮，并把顶端砍削成渐尖的形状，套上一只空底的锡碗，使之卡在距杆顶一尺多的地方，下面立在高约二尺的石座上。这根做杆子的“神木”，必须由本家主人亲自从山林中砍来，否则就是心不诚，杆子也不会有“灵气”。比较简单的“神杆”，则可用树枝、秸秆临时捆扎制成。树杆子的地点，一般在宅院东南方正对屋门的位置，比较宽敞的庭院，索伦杆位于院心的砖砌或木制影壁之前，因杆子较高，人们从院内就可以看到，也成为满族人家的标志。 索伦杆的来历，满族民间传说，它是老罕王努尔哈赤年轻时上山采参用的“索拨棍”；而民间在杆座下放的三块“神石”，则是老罕王采参打猎时烧饭用的“支锅石”。总之，人们把“神杆”和他们的英雄努尔哈赤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传说而已。立杆祭天是源于满族原始社会的古老风俗，早在努尔哈赤诞生前几百年就已经存在了。 索伦杆在满族家祭中祭天还愿时使用。这种祭奠，民间多在秋季举行，也有春秋各一次的。主要用意是祈祷和酬谢天神（满语称“阿布凯恩都哩”）的赐福和保佑。祭祀时以家族为单位，在立有神杆的院子里举行（妇女在室内），照例要杀猪献牲，并由主祭的“萨满”在杆前念诵祭词，众人向杆磕头。通常每次大祭都要更换新的索伦杆或重新立杆，并用杆尖蘸猪血，把猪的喉骨套在杆尖上，还要在杆顶的锡碗里放猪内脏等碎肉，如用树枝和秸秆做杆，则把肉捆缚在杆上。这些肉都是用来饲喂乌鸦的，因为在民间传说中乌鸦是曾经救过老罕王的神鸟。 每逢这种祭天大典，操办得都非常隆重，许多家族还有萨满跳神仪式，参加的族人要分食祭肉和用小米加肉末做成的“小肉饭”（俗称“达子粥”）。村里的异姓人甚至路过的陌生人，只要在索伦杆前磕个头，就可以进院吃肉，吃得越多主人家越高兴，而且临走时不许向主人道谢，只向杆子叩头即可。因为从观念上讲，这些肉和饭是“天神”所赐，应该谢神才对，表达了满族传统的信仰和淳朴的风俗。 由于索伦杆是满族宅院中的“圣物”，平时人们对它也很崇敬，不得往杆座前扔倒污水污物，不得踩、坐或用脚踢踹杆座，也不能在神杆下口出污言秽语，否则便认为会被“天神”知道，遭受责罚。这一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标志物，也成为东北满族传统民居的一大特色。

锡伯族家庙－－太平寺，俗称锡伯族家庙，是一座喇嘛寺庙。锡伯族信奉喇嘛教。清初，锡伯人迁到沈阳后，为建立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他们便集资筹银，选地买房修建了太平寺。太平寺位于今沈阳市和平区北市场。清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始建，乾隆十七年（1752年）扩建，后经乾隆四十一年、嘉庆八年、光绪二十八年重新扩建，寺庙日臻完善。 太平寺坐北朝南，布局严谨，雄伟壮观。原占地面积为一点八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九百五十八平方米。建筑风格为喇嘛庙形式。主要建筑有山门，前、中、后三大殿，东西配殿等，殿内塑有三世佛、宗喀巴佛、五护法神、四大天王等神像。 主要宗教活动有每年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五、四月初八至十五的庙会和六月十五至八月初一的念经活动。寺院实行会首、住持管理制度，有喇嘛若干人。建国前后，太平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84年重新修复，中殿辟为锡伯族文物陈列馆，陈列“锡伯族家庙”匾额、弓箭、“喜利妈妈”、复制满文石碑等文物。 太平寺内原藏有一石碑，碑身阴刻满文，记载了锡伯族的原住地和顺治、康熙年间锡伯族的迁徙和建立太平寺的情况，是研究锡伯族历史的珍贵文物。1959年，有关学者到太平寺考察发现了这块碑刻。石碑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1985年，太平寺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锡伯族礼节多而严格，尊敬长者是锡伯族的良好风气，特别是儿媳，除问安外，还要给老人装烟，晚辈不能与长辈并排同坐，与上辈说话要低声欠身。吃饭父子不同席，尤其儿媳，绝不许与公公同席。不许用筷子敲打桌子、碗筷，每上一道菜，长者先食。吃完饭，长者离席后他人才能离席。在外面，走路时遇长者必让长者先行，对面相逢，晚辈要向长者问候、请安。老人出门远行，子、媳要送到大门外。回来时，要迎出大门外，并要请安。年轻人外出回家，必在村头下马或下车，到家中要向老人和兄嫂请安。 叔嫂、姐夫郎舅、姐夫小姨子之间允许开玩笑，但与亲嫂子、亲姐夫之间则不许过分。叔侄之间也可不失分寸地开玩笑，亲叔侄则一般不许随便戏言。亲家之间开玩笑必须有度。 锡伯族重视祖先。除夕之夜要为已故的先人烧“冥衣”，追思祖先。此外，还要请出“喜利妈妈”和家谱，悬于屋角，在祖先位前摆放干鲜果品和肉方作为供品，全家先后跪拜，以致追念祖先之情。 锡伯族传统的体育游艺运动有骑马、射箭、摔跤、游泳、滑冰、举重、踢毽、跳绳、踢熊头、打瓦、穿牌、武术、象棋、打螃蟹、抓嘎拉哈、掰腕子、赛跑、撇镖、荡秋千、跑马城、爬旗杆等。 古代锡伯族人经常从事狩猎，男人都会骑马，女人也大多会骑马。移驻沈阳地区后，仍保持善骑之风。农闲时青年们出去放马时，还时常在草甸子上赛马。小孩子则时常把树条跨在裆下当马骑着跑，可谓好骑的遗风。 射箭和骑马一样有悠久的历史。锡伯族的孩子从小就练“吊膀子”，膀子吊好了，就练射箭，为增加臂力，还配合举重、托砖、吊沙袋等。

清光绪以前，锡伯族一律实行火葬，以后受其他民族影响改为土葬，土葬保留部分鲜卑人的特点，土坑中放木棺，尸体仰身直肢，平放入棺。每一家族都有固定的坟茔地。老人临终前，子女一律尽可能招回给老人送终。老人不能死在炕上，咽气前要抬到屋地中间搭好的床上，由儿子给老人穿好寿衣，擦洗脸身，剪指、趾甲。老人咽气后，立即把门打开，放死者“灵魂”出去。长子要到房西烟囱前高喊三声： “我爸爸（或讷讷）西方大路！”谓之指路。指路后方允许全家大小放声痛哭。将死者停好后，便给亲友报丧。亲友陆续前来吊唁，给死者叩头烧纸，死者长子则跪在尸体旁给吊唁者叩头还礼，谓“孝子头”。全家穿孝服。停放二三日，叫“小殓”，一般要请喇嘛诵经超度亡灵，有钱的人家还要请鼓乐。 停放期满便择吉日“大殓”，尸体入棺，停放堂屋或院中。大殓后少则停放三日至七日，多则“七七”四十九天。送葬前夕要“辞灵”，向死者告别。 停放期满便择吉日“大殓”，尸体入棺，停放堂屋或院中。大殓后少则停放三日至七日，多则“七七”四十九天。送葬前夕要“辞灵”，向死者告别。 出殡必须起大早，长子摔丧盆，打“灵头幡”引路。下葬时，一律头朝西北。必由长子埋第一锹土，再由众人动手埋成坟，众亲人叩头烧纸。然后子女脱去孝服，男的腰系一白孝带，女的头包白孝条。送葬人必须在日出之前完成一切，并返回家里。回家后要将死者枕头到大门外烧掉，请帮助送葬的亲友吃“回灵饭”。 葬后七天为“一七”，传说死者回来站在烟囱上看望家人，所以要在烟囱下为死者烧化纸钱，并供红糖馅饺子，谓之“上望”。事后儿子、儿媳抢饺子吃，吃者吉利。但女儿无论出嫁与否，均不准吃。以后逢七都要烧纸，烧到“五七”或“七七”。死者子女要守孝百日，妻子守孝三年，丈夫守孝一年。 建国后，丧葬中的繁琐程序大部分废除，均实行火葬。

锡伯族古代有抢婚之俗，抢婚有象征性抢婚、半硬性抢婚和硬性抢婚等。锡伯族同一家族内禁止通婚，姑舅表亲可通婚，但只准舅家女嫁给姑家男，而不准姑家女再嫁回舅家，以免所谓“骨血倒流”。五服之外则不限通婚。姨表亲通婚无禁忌。 锡伯族的婚姻一般分为订亲和迎亲阶段。早期的男女婚事皆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定。辛亥革命后，因受新思想影响，才在提媒后允许男女本人见面相亲，叫“对面相看”。在本人及家长同意和男家给女家送彩礼后，男方要择日宴请女方家长和媒人，便算订亲。在迎亲之前，男家须送给女家一口黑猪，称之为“开锁猪”，两坛白酒，一百个馒头。猪用来供奉保佑锡伯族子孙平安兴旺的神灵——“喜利妈妈”。“领牲”后，将“喜利妈妈”上的红布条摘下一条，以示又一名姑娘出嫁。 锡伯族的婚礼仪式非常隆重和热闹，也很繁琐。迎亲要由新郎起早带着车马和亲友去女家迎娶。男方要有娶亲婆，女家要有送亲婆，均要由儿女双全、与新娘命不相克的人负责照看新娘和婚礼仪式。新娘要由叔父或哥哥抱上车，鸣放鞭炮。迎亲车回到新郎家时，也要鸣放鞭炮。送亲人要喝下男方摆下的“迎风酒”。之后，新娘由送亲婆扶持，下车踩红毡，跨马鞍，进屋拜天地。拜天地后，娶亲婆接替送亲婆搀扶新娘入新房“坐帐”，上炕时要登装满红高粱的口袋，取“步步走红运，步步登高、步步粮满仓”之意。坐帐的褥子下放一把斧子，叫“坐福”。到中午婚宴结束，新娘坐帐结束，下地拜男家亲属，吃团圆饭。 入夜掌灯，新婚夫妇入洞房后要“换盅”，亲友要“抢肘子”闹洞房。闹洞房的人散后，新婚夫妇才得共度花烛之夜。 第二天，新娘要与族中亲友见面。第三天，新婚夫妇在父亲率领下，上坟地祭祖。第九天，新婚夫妇去女方娘家省亲，叫“回九”。满月后，新娘回娘家住“对月”。现在锡伯族的婚礼省去了很多程序，与兄弟民族大体相同了。

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淑乡北营子村原叫北鞑子营，是个锡伯族人聚居的村落。清朝乾隆年间，这地方曾出个三品文官，名叫吴庆熹。排家谱，是锡伯族奇特纳这支儿上的九代世孙。本来，锡伯族很少有当大官的，清朝皇帝最满意锡伯族人的地方是他们有勇气，打仗不怕死。在锡伯族当中，像吴庆熹这样官居三品，身在朝廷，真得说是出类拔萃的。可人们每当提起他时，都用“庆老太太”来称呼，传到后世，不查祖宗龛，连他本名都没人知道了。 人们这样称呼，自有它的来历： 当初，他官运正旺时，也正是黄河闹灾闹得正欢的年头。乾隆皇帝连连三次点他做钦差，巡视黄河。当了钦差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本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可他呢，回回都是把救灾粮发到村户里，把朝廷拨下的白花花银子都用在了治理水害上，因此得罪了不少的大小官吏。你不想发财，人家想啊。那些人没别的办法，就奏本参他，什么贪污受贿啦，敲诈民财了，全都有了。可皇帝一查，没这一回事儿，吴庆熹当官后，没置产业。皇上从此就更信得过他了。若不，怎能连点三次钦差呢。在最后这次委他的时候，皇帝看他老迈年高了，有意做个人情，让他发发财，就递过话去：“爱卿治国有功，家园也不宜过久荒芜。此去，便宜行事吧！”那“便宜行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有“为所欲为”的意思在里边。所以在他这次归来面君时，乾隆问过公事，就点拨他一句： “你还是那样啊？”他答得更干脆：“还是那个样！”皇帝随口就说：“你真是个老大太！”因他名字“庆”字领头，因此，人们就开始称他为“庆老太太”。 这吴庆熹告老还乡之后，还像从前一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次，他的家孙吴春溥犯了抢劫案，该杀，被抓到现在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铺去行刑。白塔铺行刑的刽子手听说吴春溥是北鞑营子人，还是庆老爷家孙，就没敢立时正法，多等上一个时辰。这边吴春溥家人果然是正跪在庆老爷面前求情，哀求他出面保出来。 庆老太太早就知道这个家孙不成器，作恶乡里，无所不为。若是保他出来，日后还得惹祸。所以嘴上应了去求情，就是不动地方，更不答应写手谕，只是叫吴春溥家人赶到白塔铺。刽子手一看庆老爷没出头，就问了斩。吴春溥家人赶紧往回跑，向庆老爷哭诉经过，要求庆老爷给做主。庆老爷真就发话了，让他们把尸身拉回村来了事。庆老太太自己出钱给买了一口棺材。因为无头尸入不得祖坟，他又吩咐把尸身埋在村子的东南角上。从那以后，人们就称那块地方为“无头坟”。当然，一提“无头坟”，人们自然也就想起“庆老太太”——一个让人敬重的历史人物。

锡伯族从历史资料上看，应该是拓拔鲜卑族的后裔，早期居住在扎兰陀罗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海拉尔附近，呼伦贝尔草原及嫩江西岸一带。16世纪末17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锡伯族逐渐归附后金，并被编入八旗，跟随清统治者南征北战，开始迁徙生活。 锡伯族居住的村屯年代并不久远，多是清康熙年间跑马占荒落户的，开始时户数很少，家族聚居，往往家长、族长就是村长。 锡伯族的住宅，早期房屋有帐篷、马架子、草房，也有少数砖瓦房。建筑方位有厢房和正房之分。正房除遇特殊地形外，都坐北朝南，以三间为主，或加耳房。盖正房不许盖四间，忌讳“四六不成材”，因而以耳房搭配。门窗做工讲究，多嵌有各种图案的盘肠等。窗户纸糊在外面，干后涂上油，不怕雨淋，并增强透明度。即“东北三大怪”之一——“窗户纸糊在外”。 三间房的内部格局，一般是“一明两暗”，即中间一间为堂屋，做厨房，东西两间是卧室。也有筒子房，即东头一间开门，并做厨房，西头两间做居室，打连二炕，俗称口袋房。西屋为上，老祖宗、喜利妈妈、佛像均供在西屋。老祖宗和佛像供在西墙前箱盖上。长辈住西屋，晚辈住东屋。 三间带耳房的屋，东边一间耳房住晚辈，中间一间是厨房，西屋两间通连，凡连二炕，中间或有间壁或有“吊搭”，晚上放下，白天掀起。室内南北火炕，长辈住南炕，晚辈住北炕，长者住炕头，幼者住炕梢。有小孩的家庭，室内挂悠车悠孩子，为“东北三大怪”中又一怪——“养活孩子吊起来”。 屋内陈设因贫富不等。比较富裕的人家，有炕柜、衣箱、鞋箱、炕琴柜、八仙桌、椅子、坐钟、掸瓶、帽简、大镜子等。西柜盖上中南侧供奉佛龛，北侧供奉家谱。比较贫穷的人家，箱盖摆设少些，但佛像是家家都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