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传统的交通工具多为马、牛、驴、骡、骆驼和木轮大车。维吾尔族的祖先高车人的名称即来源于当时他们常用的交通工具——高轮大车，今鄯善连木沁山沟中仍有车辆岩厕，形象地记载了古代维吾尔族所使用的这一交通工具。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考古资料证实这一地区自古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匹和车辆，出土实物显示，当时的车辆十分简单：由一块木板和两长块木料（作辕）组成，拉套的牲口就套在车辕之间，有两个轮子和一个轻便的车顶篷。当时也使用牛和毛驴，而大规模的商队运输则基本使用素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 《梁书•高昌传》也载高昌出良马，当时高昌入朝中原也以马为贡品。马主要用于战争和运输，有“远行马”和“近行马”之分。高昌延昌时期交通工具中还载有“近行驴”之目，可见适宜近距离行走的驴也是当时常用的交通工具。体壮劲大的牛也常用来套车拉薪运物，称为“远行车牛”。高昌王曲文泰送别玄奘，托以“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似乎就是用这种车来完成任务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疆，极具地方特色的交通工具当属“六根棍”了。这种车的车架由比铁锨把儿略粗的六根棍组成，所以称之为“六根棍”。这种车由一匹或两匹马拉，共有四个轮子，车身低，重量轻，速度快，因而当时很受人欢迎。如今这一车形有了很大的改观，为了显示民族特色，车身装饰得非常华丽，尤其饰马身上的套具更为讲究，一般全部用牛皮制作，上面镶有金属铆钉，脖子上系有一二十个大铜铃，再加上马蹄“得得”的声音，乘坐其上，颇能体验一番悠然自得的塞外风情。 如今在维吾尔族农村赶巴扎或搭载游客多用一种维语称为“买派”或“哈热瓦”的驴车。这种车很有民族特色，小毛驴的笼头上带有人工制造的小花，驴脖系有铜制的铃铛，跑起来会发出一串串有节奏的响声，十分悦耳。车身与驴之间竖有隔架。早先隔架多为简单的人字行木架，现多为铁制的折成各种花饰的拱形铁架。车身为平板，一般铺有毛毡或花毯，车身两边还有可供乘坐者搁脚的踏板，车身卜则支有遮阳的篷布，多为红色或其他鲜艳的颜色，边沿都装饰成锯齿状，十分有民族特色。每逢节假日或巴扎天，成百上千辆驴车沿着公路欢快地奔向目的地，煞是壮观。旅游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驴车更是来疆旅游者必要乘坐的特色交通工具了。

锡伯族家庙－－太平寺，俗称锡伯族家庙，是一座喇嘛寺庙。锡伯族信奉喇嘛教。清初，锡伯人迁到沈阳后，为建立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他们便集资筹银，选地买房修建了太平寺。太平寺位于今沈阳市和平区北市场。清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始建，乾隆十七年（1752年）扩建，后经乾隆四十一年、嘉庆八年、光绪二十八年重新扩建，寺庙日臻完善。 太平寺坐北朝南，布局严谨，雄伟壮观。原占地面积为一点八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九百五十八平方米。建筑风格为喇嘛庙形式。主要建筑有山门，前、中、后三大殿，东西配殿等，殿内塑有三世佛、宗喀巴佛、五护法神、四大天王等神像。 主要宗教活动有每年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五、四月初八至十五的庙会和六月十五至八月初一的念经活动。寺院实行会首、住持管理制度，有喇嘛若干人。建国前后，太平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84年重新修复，中殿辟为锡伯族文物陈列馆，陈列“锡伯族家庙”匾额、弓箭、“喜利妈妈”、复制满文石碑等文物。 太平寺内原藏有一石碑，碑身阴刻满文，记载了锡伯族的原住地和顺治、康熙年间锡伯族的迁徙和建立太平寺的情况，是研究锡伯族历史的珍贵文物。1959年，有关学者到太平寺考察发现了这块碑刻。石碑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1985年，太平寺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光绪以前，锡伯族一律实行火葬，以后受其他民族影响改为土葬，土葬保留部分鲜卑人的特点，土坑中放木棺，尸体仰身直肢，平放入棺。每一家族都有固定的坟茔地。老人临终前，子女一律尽可能招回给老人送终。老人不能死在炕上，咽气前要抬到屋地中间搭好的床上，由儿子给老人穿好寿衣，擦洗脸身，剪指、趾甲。老人咽气后，立即把门打开，放死者“灵魂”出去。长子要到房西烟囱前高喊三声： “我爸爸（或讷讷）西方大路！”谓之指路。指路后方允许全家大小放声痛哭。将死者停好后，便给亲友报丧。亲友陆续前来吊唁，给死者叩头烧纸，死者长子则跪在尸体旁给吊唁者叩头还礼，谓“孝子头”。全家穿孝服。停放二三日，叫“小殓”，一般要请喇嘛诵经超度亡灵，有钱的人家还要请鼓乐。 停放期满便择吉日“大殓”，尸体入棺，停放堂屋或院中。大殓后少则停放三日至七日，多则“七七”四十九天。送葬前夕要“辞灵”，向死者告别。 停放期满便择吉日“大殓”，尸体入棺，停放堂屋或院中。大殓后少则停放三日至七日，多则“七七”四十九天。送葬前夕要“辞灵”，向死者告别。 出殡必须起大早，长子摔丧盆，打“灵头幡”引路。下葬时，一律头朝西北。必由长子埋第一锹土，再由众人动手埋成坟，众亲人叩头烧纸。然后子女脱去孝服，男的腰系一白孝带，女的头包白孝条。送葬人必须在日出之前完成一切，并返回家里。回家后要将死者枕头到大门外烧掉，请帮助送葬的亲友吃“回灵饭”。 葬后七天为“一七”，传说死者回来站在烟囱上看望家人，所以要在烟囱下为死者烧化纸钱，并供红糖馅饺子，谓之“上望”。事后儿子、儿媳抢饺子吃，吃者吉利。但女儿无论出嫁与否，均不准吃。以后逢七都要烧纸，烧到“五七”或“七七”。死者子女要守孝百日，妻子守孝三年，丈夫守孝一年。 建国后，丧葬中的繁琐程序大部分废除，均实行火葬。

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淑乡北营子村原叫北鞑子营，是个锡伯族人聚居的村落。清朝乾隆年间，这地方曾出个三品文官，名叫吴庆熹。排家谱，是锡伯族奇特纳这支儿上的九代世孙。本来，锡伯族很少有当大官的，清朝皇帝最满意锡伯族人的地方是他们有勇气，打仗不怕死。在锡伯族当中，像吴庆熹这样官居三品，身在朝廷，真得说是出类拔萃的。可人们每当提起他时，都用“庆老太太”来称呼，传到后世，不查祖宗龛，连他本名都没人知道了。 人们这样称呼，自有它的来历： 当初，他官运正旺时，也正是黄河闹灾闹得正欢的年头。乾隆皇帝连连三次点他做钦差，巡视黄河。当了钦差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本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可他呢，回回都是把救灾粮发到村户里，把朝廷拨下的白花花银子都用在了治理水害上，因此得罪了不少的大小官吏。你不想发财，人家想啊。那些人没别的办法，就奏本参他，什么贪污受贿啦，敲诈民财了，全都有了。可皇帝一查，没这一回事儿，吴庆熹当官后，没置产业。皇上从此就更信得过他了。若不，怎能连点三次钦差呢。在最后这次委他的时候，皇帝看他老迈年高了，有意做个人情，让他发发财，就递过话去：“爱卿治国有功，家园也不宜过久荒芜。此去，便宜行事吧！”那“便宜行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有“为所欲为”的意思在里边。所以在他这次归来面君时，乾隆问过公事，就点拨他一句： “你还是那样啊？”他答得更干脆：“还是那个样！”皇帝随口就说：“你真是个老大太！”因他名字“庆”字领头，因此，人们就开始称他为“庆老太太”。 这吴庆熹告老还乡之后，还像从前一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次，他的家孙吴春溥犯了抢劫案，该杀，被抓到现在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铺去行刑。白塔铺行刑的刽子手听说吴春溥是北鞑营子人，还是庆老爷家孙，就没敢立时正法，多等上一个时辰。这边吴春溥家人果然是正跪在庆老爷面前求情，哀求他出面保出来。 庆老太太早就知道这个家孙不成器，作恶乡里，无所不为。若是保他出来，日后还得惹祸。所以嘴上应了去求情，就是不动地方，更不答应写手谕，只是叫吴春溥家人赶到白塔铺。刽子手一看庆老爷没出头，就问了斩。吴春溥家人赶紧往回跑，向庆老爷哭诉经过，要求庆老爷给做主。庆老爷真就发话了，让他们把尸身拉回村来了事。庆老太太自己出钱给买了一口棺材。因为无头尸入不得祖坟，他又吩咐把尸身埋在村子的东南角上。从那以后，人们就称那块地方为“无头坟”。当然，一提“无头坟”，人们自然也就想起“庆老太太”——一个让人敬重的历史人物。

锡伯族从历史资料上看，应该是拓拔鲜卑族的后裔，早期居住在扎兰陀罗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海拉尔附近，呼伦贝尔草原及嫩江西岸一带。16世纪末17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锡伯族逐渐归附后金，并被编入八旗，跟随清统治者南征北战，开始迁徙生活。 锡伯族居住的村屯年代并不久远，多是清康熙年间跑马占荒落户的，开始时户数很少，家族聚居，往往家长、族长就是村长。 锡伯族的住宅，早期房屋有帐篷、马架子、草房，也有少数砖瓦房。建筑方位有厢房和正房之分。正房除遇特殊地形外，都坐北朝南，以三间为主，或加耳房。盖正房不许盖四间，忌讳“四六不成材”，因而以耳房搭配。门窗做工讲究，多嵌有各种图案的盘肠等。窗户纸糊在外面，干后涂上油，不怕雨淋，并增强透明度。即“东北三大怪”之一——“窗户纸糊在外”。 三间房的内部格局，一般是“一明两暗”，即中间一间为堂屋，做厨房，东西两间是卧室。也有筒子房，即东头一间开门，并做厨房，西头两间做居室，打连二炕，俗称口袋房。西屋为上，老祖宗、喜利妈妈、佛像均供在西屋。老祖宗和佛像供在西墙前箱盖上。长辈住西屋，晚辈住东屋。 三间带耳房的屋，东边一间耳房住晚辈，中间一间是厨房，西屋两间通连，凡连二炕，中间或有间壁或有“吊搭”，晚上放下，白天掀起。室内南北火炕，长辈住南炕，晚辈住北炕，长者住炕头，幼者住炕梢。有小孩的家庭，室内挂悠车悠孩子，为“东北三大怪”中又一怪——“养活孩子吊起来”。 屋内陈设因贫富不等。比较富裕的人家，有炕柜、衣箱、鞋箱、炕琴柜、八仙桌、椅子、坐钟、掸瓶、帽简、大镜子等。西柜盖上中南侧供奉佛龛，北侧供奉家谱。比较贫穷的人家，箱盖摆设少些，但佛像是家家都供的。

布彦图是锡伯族有名的民族英雄。姓韩吉利民，名布彦图，字东山，世代居住在沈阳西北郊青堆子，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 布彦图秉性忠诚正直，侍奉双亲非常孝顺，猿臂善射，由步甲升为前锋兵，每年冬季率兵赴围场打猎，一打就是一天。有一次打猎结束单骑而归，突然遇一只猛虎，来不及放箭，遂下马手持短刀等待时机，虎竟然避开走去。在平息陕西叛乱时，侯爵承平奉命讨伐，调拨东三省练军助剿，布彦图入伍并做队长，每次临阵都奋不顾身，勇猛称得上诸军之首，曾经一天持刀杀敌三十余人，后被提拔做补充防御。 嘉庆时，皇上巡幸木兰围场，布彦图被膺选跟从皇上围猎。最初合围时，有一奔鹿，皇上屡射不中，令布彦图放箭，一箭便中。皇上大喜，赏赐孔雀翎、财物无数，官升至协领。宣宗道光帝东巡时，布彦图在山海关迎驾，正赶上天降大雨，御路被冲毁，他冒雨整修治理，确保了皇帝御程，被授为西安副都统。因勤于政事，官累至荆州、西安将军。七十岁时，皇上特下旨赐寿，并颁发亲书“福”、“寿”两字及珍奇宝物，同时封给土地。不久，布彦图以老病告休，皇上赏其食将军俸禄，八十岁病逝于故里。 布彦图一生做官操守清、慎、勤三字，告老还乡后，谢绝交游，足迹不涉入城市，家中无过去积蓄的资财，以务农为生。 布彦图骁勇善战，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异于常人的传说。 布彦图出生时，他的母亲梦中看见一只黑虎叼着婴儿而来。待布彦图逐渐长大，勇猛过人，一些人联系他母亲孕子时的梦境传言他是黑虎转世。布彦图青年时立志从军，十九岁，为侯爵当差保护门卫。布彦图当差勤勉，每天都比别人早到。一天，天亮得非常晚，他就在门洞外睡着了，后来的人远远看见似只黑虎躺卧，并见到其两眼放出红光，众人都惊呆了，后听到呼呼的鼾声，才走近唤醒他，从此同朝的伙伴就送他一个“黑虎”的雅号。 在布彦图世居的青堆子府宅周围，人们还曾见到呈金黄色的金蛙蹦来跳去，据说它们是保护布将军太平无事的神灵护卫，甚至将军后几代人也都曾见到过。此外乡里传说，布将军手持两个玉球能够驱除各种鬼怪，因此才保得家园乡里太平无事。

对许多民族来说，乌鸦的形象和口碑都不太好。但对满族人来说，乌鸦则是必须尊敬的神鸟，因为乌鸦有恩于满族人。满族人在院子里立索伦杆参拜，祭祀时也要祭乌鸦。并在索伦杆顶端安放了一个方形斗。富贵人家是用银做的，普通人家是用锡做的，也有用木板做成的。内装切碎的猪肠、心、肝、肺和五谷杂粮，是喂乌鸦吃的，以表不忘乌鸦救罕王之恩。乌鸦是怎样救老罕王的呢？ 当年老罕王努尔哈赤被明将李成梁追杀，骑的大青马累死了，无奈之下，他钻进了芦苇荡。李成梁率兵搜索不到，便顺风点燃了芦苇。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眨眼间满天大火燃烧起来。由于疲劳过度，加上烟熏火燎，老罕王昏死了过去。 大火烧了几个时辰，芦苇荡已经快烧到了尽头，眼看老罕王就会被发现。这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群乌鸦，铺天盖地，在老罕王躺的地方盘旋，并呱呱地直叫。有兵士对李成梁说： “我听说乌鸦从来不对着活人叫，只有发现尸体才飞来叫唤，看来小罕子（老罕王）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我们收兵吧。”李成梁心想，这么大的火，烧不死他也把他熏死了。于是下令收兵回府。 李成梁走后很长时间，老罕王才苏醒过来。看到罕王醒来，乌鸦才渐渐地飞走了。老罕王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发誓要封乌鸦为神。 后来，老罕王登基，封乌鸦为神鸟，接受祭祀，并下令不允许吃乌鸦之肉。同时在索伦杆子上放个锡斗，装上肉、粮食等给乌鸦，感谢它的救命之恩。